第一節  近代晉城政治社會狀況

一、近代晉城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中國共產黨晉城市組織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晉城市黨組織的建立，翻開了晉城歷史發展嶄新的一頁。這是晉城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是近代晉城人民革命斗爭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

　　晉城市古稱澤州，位于山西省的東南部，北接長治，西連臨汾、運城，東南與河南省輝縣、濟源相交，境界輪廓很像一個橫臥的雞卵，大頭朝西，小頭朝東。境內太行、太岳、中條三山交匯，沁河、丹河二水縱流，是太焦、侯月鐵路及太洛公路、晉焦、晉長高速公路的必經之地，是晉豫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是向南出入中原大地的交通要道，有著非常優越的地理位置。解放后，晉城先屬長治地區、晉東南地區管轄，1985年5月后改為省轄地級市。轄澤州縣、高平市、陽城縣、陵川縣、沁水縣和城區六個縣市區，管轄范圍與古澤州版圖基本一致。

　　晉城是一座古老而年輕的城市。自古就有女媧補天、神農播谷、精衛填海、愚公移山、舜耕歷山漁于獲澤等神話色彩濃厚的傳說。先后發現的沁水下川、陵川塔水河、澤州高都等多處古人類文化遺址，證明這里早在數萬年以前就有人類繁衍生息。伴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經過奴隸社會而步入封建社會。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晉城勞動人民創造了悠久的農業和手工業文明。晉城市物華天寶，資源豐富，向以“煤鐵之鄉”、“絲綢之邦”著稱，煤炭生產在宋元時就很興盛。全市無煙煤儲量占全國四分之一，鐵礦儲量多，品位高，埋藏淺，易開采，煉鐵史可追溯到戰國時期；隋唐時當地生產的絲綢被列為皇家貢品。到了明清，晉城的手工業產品不僅名揚全國，有些還銷往歐亞。晉城生產的“蘭花炭”成為英國皇室的壁爐專用炭。品種繁多的鐵制品，諸如鐵鍋、犁鏡、鋤鐮、鐵釘、鋼針等銷往全國各地，有的還銷往東南亞。然而，由于封建制度不斷走向腐朽和沒落，這些豐富的資源和優良的手工業產品，并沒有給晉城人民帶來多少實惠，廣大勞動人民始終未能擺脫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他們長期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遭受剝削和壓迫的晉城人民，不斷起來反抗和斗爭，有力地打擊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封建地主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的矛盾，一直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后，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的武力脅迫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階級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帝國主義逐步成為中國封建勢力的靠山，中國封建勢力則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因此，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則是最主要的矛盾。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近代中國革命的兩大歷史任務，晉城人民革命斗爭的發生也就勢所必然。

　　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入侵，清朝政府的腐敗，使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引起晉城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的變化。一方面，帝國主義憑借不平等條約，向中國大量輸入洋貨，破壞了晉城農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另一方面，州縣衙門把戰爭賠款轉嫁給老百姓，加重了老百姓的賦稅負擔。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生鐵和鐵制品大量涌入中國的情況下，晉城的手工業又受到很大沖擊，加上清政府的苛捐雜稅，橫征暴斂，晉城制鐵業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據《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記載：“在歐洲的商品尚未侵入之前，有幾億的人是從鳳臺縣取得鐵的供應的。大陽的鋼針供應中國的每一個家庭，并遠銷中亞一帶?！睔W洲商品侵入后，晉城的制鐵業從此一蹶不振。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迫使農民奮起反抗。晉城農民聚眾抗糧、持械戕官的斗爭連續不斷，給封建社會制度和統治階級以極大的震動。陽城興起的“張斗光反清”、“鬧鹽糧”起義，高平發動的“干草會”起義，陵川掀起的反對“斗捐煤厘”等農民起義，以及規模較大、范圍較廣的義和團運動，直到辛亥革命，斗爭從未間斷過。雖然各地農民抗捐抗租的斗爭綿亙不斷，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規模較小。上述斗爭都一次次地失敗了。

　　義和團運動在晉城蓬勃興起，其活動范圍廣、聲勢大、反對帝國主義旗幟鮮明，前所未有。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在對我國政治、經濟侵入的同時，也加緊了思想文化侵略。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人數越來越多，法國、荷蘭等國的天主教士也紛紛來到偏僻的晉城“自由傳教”，他們發展教徒，興建教堂，庇護不法教民，一些劣紳、地痞流氓加入天主教后也披著宗教外衣，憑借洋人的勢力，干涉訴訟，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官府為虎作倀，肆意縱容，人民群眾恨之入骨。外國傳教士支持的教會與晉城人民形成尖銳的矛盾?！懊瘛?、“教”之間的爭執日趨頻繁。

　　1900年夏天，京津地區的義和團活動波及晉城，高平、鳳臺（晉城）等地群眾紛紛加入義和團，開始設壇練拳，傳播教義。接著陽城、陵川、沁水也相繼成立了義和團。義和團的成員以農民占大多數，他們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形成了全市規模的反帝、反侵略、反教會的愛國斗爭。太原義和團“西轅門滅洋”的消息傳到晉城后，各縣義和團就開始焚燒教堂，襲擊教士。鳳臺縣李寨的義和團300多人，到安閻莊殺了天主教惡教徒多人。大箕的義和團數百人焚燒了土門、北山底的天主教堂，殺了惡教徒多人。城關、高都、周村等地的義和團也都扒了教堂。陵川縣義和團手執大刀長矛，殺了東堯村的神父，焚燒了教堂。高平義和團千余人在首領唐勝率領下，夜間高舉火把，手執大刀、長矛包圍了果則溝天主教堂，搜尋神甫開榮司鐸不見，最后殺死教徒多人，焚燒了教堂。第二天，高平義和團又焚燒了龍渠、龐村、宰李等村的教堂，殺死惡教徒多人。

　　陽城石臼村農民崔文鼎在高平親眼目睹了高平義和團的斗爭，回村向群眾宣傳義和團反帝愛國的主張，發動群眾組織起義和團，團首張喜。鄰村窯圪坨也成立了義和團，團首王崔古。兩村相互聲援，聲勢很大。石臼村惡教徒關水旺向義和團挑釁，被打死。陽城知縣葉廷楨得到報告，命典史鄭道湜和城守營長宋富貴帶45名官兵前往剿捕，石臼村和窯圪坨村的義和團得到消息，鳴金聚眾，出村迎敵，團眾斗志昂揚，喊聲振天，嚇得官兵落荒而逃。鄭道湜及14名官兵被活捉，然后處死。

　　義和團運動的迅猛發展，嚴重威脅著帝國主義侵略者在華的利益，他們一面威逼清政府加緊鎮壓，一面直接出兵干涉。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慈禧于逃跑途中在山西崞縣發布“剿匪”上諭，把一切責任都推給義和團。慈禧把山西巡撫革職，接著澤州知府陶家騶、高平知縣于岱霖也被革職，統治者的反動立場昭然若揭。

　　新任澤州知府下令鎮壓義和團，澤州守將率官兵開赴陽城，包圍了石臼村。由于義和團首領思想麻痹，發現官兵進村，才倉促應戰。團民個個奮不顧身，誓死抵抗，終因寡不敵眾，死傷大半。前來支援的窯圪坨義和團也被官兵殺散，團首王崔古受傷被俘。接著，鳳臺、高平、陵川、沁水的義和團也先后遭到殘酷鎮壓，團首被立即處死。當局還將有的團首活活釘在城墻上痛餓而死，團民則被押到澤州府，殺頭示眾。高平知縣為在洋人面前討好，強令老百姓捐款修復被義和團燒毀的教堂，厚葬被殺死的惡教徒，高平百姓義憤填膺。舉人郭士基基于道義，帶領高平百姓進行反洋教和抗捐斗爭，遭到山西巡撫岑春煊的鎮壓，郭士基被殺。他在就義前寫下一條對聯：“什么天主教，敢稱天父天母！背天理，滅人倫，把光天化日造成黑暗乾坤，終必被天誅天討，天才有眼！那些地方官，都是地龜地鱉！剝地皮，掘地財，將圣地名區變為陰霾牢獄，還要加地丁地稅，地已無皮！”痛斥帝國主義和清政府互相勾結，殘害人民的罪行，表現出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視死如歸的斗爭精神和英雄氣概。

　　晉城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在腐朽的清政府殘酷鎮壓下失敗了，但晉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可歌可泣。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義和團存在許多缺陷。首先是對清政府缺乏認識，因此，在斗爭中屢受清廷的欺騙；在組織上表現出農民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弱點，無統一組織和獨立作戰的能力；義和團內宗教迷信色彩濃厚，“扶清滅洋”的口號，既表現了它敢于反對帝國主義一面，也表現了籠統的排外傾向。

　　義和團運動后，晉城士紳、商人開展回收礦權運動，開始出現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反帝反封建傾向。1897年山西巡撫胡聘之準許晉豐公司買辦官僚劉鶚（江蘇丹徒人，《老殘游記》作者）自己向外國借款，獨自辦理盂縣、平定、澤州、潞安各屬礦務，并與英國福公司訂立了《請辦晉省礦務借款合同》、《請辦晉省礦務章程》，有效期60年。1898年，清政府授意，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簽訂《山西開礦制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章程》，實際上把山西礦權完全賣給英國福公司，出賣了包括澤州在內的5地采礦權。此舉激起包括晉城人民在內的山西各地人民的反對，由此引發了一場保礦運動。全省學、商、紳各界和駐京城的山西籍官員、留日學生，痛斥福公司壟斷礦權，申明山西礦產山西人民有優先開采之權，要求廢止福公司辦礦合同。歷經三年（1905年——1907年）的斗爭，終于贖回礦權。1907年山西保晉礦務公司正式成立，1911年山西保晉礦務晉城分公司成立，并在七嶺店村開辦了晉城首家機器煤礦。這次保礦斗爭，狠狠打擊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體現了晉城各界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它的勝利，為資本主義在晉城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1911年10月10日，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發動領導的武昌起義成功，全國為之震動，極大地鼓舞了革命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志，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迅速進入高潮。山西同盟會積極響應，10月29日，山西新軍在太原發動起義，攻占巡撫衙門，擊斃了山西巡撫陸鐘琦和新軍協統譚振德，太原宣告光復，成立山西軍政府，閻錫山被舉為都督，從而結束了清朝政府在山西的統治。

　　太原光復后，同盟會員李生裕帶領巡防隊長孫毓祿到上黨地區勸降。李生裕，鳳臺（晉城）縣柳樹口北李街村人，為前清秀才，后入優級師范，畢業后在太原政治學校執教，兼任山西省咨議局議員。李生裕到達澤州府后，通過與鳳臺知縣的關系，說服了澤州知府恩聯（旗人），澤州府順利易幟。

　　辛亥革命是中國一次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清王朝的被推翻，宣告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結束，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升起了民主共和國的旗幟，從而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辛亥革命終歸失敗了，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篡奪。在山西，革命的成果落在假革命真軍閥閻錫山手里。晉城在辛亥革命中和平易幟，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在革命斗爭中充分發揮作用，農民這支強大的同盟軍沒有發動和覺醒。正如毛澤東所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保ā睹珴蓶|選集》第二版，第1卷，第16頁）辛亥革命在晉城農村沒有形成大的革命波瀾，各縣只是實行了表面上的改革，廢了澤州府，鳳臺縣改為晉城縣，改縣衙門為縣公署，將農村300戶左右編為一個編村，村之下設閭，閭以下設鄰，并未觸及封建本質。帝國主義勢力沒有被削弱，封建勢力依然是盤根錯節，晉城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落后的苦難深淵中。這些都充分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提出的共和國方案，不可能實現，資本主義在中國行不通，要在中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民主，必須有先進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才能達到民主革命的偉大目標。

　　縱觀晉城1840年以來歷次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說明舊式的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根本無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農民階級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但農民階級不是新生產力的代表，不可能徹底摧毀舊制度，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農民革命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單靠他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反封建斗爭的勝利。歷史的重任落在了辛亥革命后逐步形成的無產階級身上。

　　二、近代工業發展與產業工人出現

　　辛亥革命不僅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腐朽統治，沖擊了封建勢力對民族工業發展的束縛，而且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創了一個興辦實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局面。此時，南京臨時政府還頒發獎勵實業的法令，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進一步創造了條件。

　　晉城民族工業有了迅速的發展。隨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刺激了我國城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資本主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晉城這座封閉的山城，經濟開始出現緩慢的商品化進程。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現了興辦資本主義工業的熱潮。幾年間，新建、擴建煤礦192座，產原煤42萬噸。采礦業、冶煉業、鑄造業發展很快。晉城的鐵貨聞名遐邇，銷往全國各地，僅從城關到南村一帶，就有鑄造、打制鐵器的煉鐵爐1500多盤。諸如鐵絲編織、琉璃制造、制革、造紙、雕刻、油漆等私營手工作坊有了長足的發展，逐步形成了晉城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晉城的農村經濟也慢慢地向商品化發展。官方辦起了蠶桑學校、農業學校，教授農民栽桑養蠶和繅絲技術，有的地方將土地大片種植煙葉，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大批的原料。再加上農村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出現了一批破產農民，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

　　開辦新礦井，煤炭產量迅速增加。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山西發動的向英國福公司手中收回礦權運動中，刺激了士紳、地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積極性。1908年，經山西人民的努力，賣給英國福公司的澤州煤礦開采權贖回自辦。晉城官僚、紳商自籌資金，發展晉城的煤炭生產。辛亥革命后，出現了一批“官辦”和商辦煤礦，新法開采代替土法生產的情況明顯增加。1911年，山西保晉礦務公司澤州分公司成立，在七嶺店村開辦了晉城首家機器煤礦，接著在城東五里鋪建礦生產，開鑿元、享、利、貞4立井，占用井田面積1360畝。陽城賈寨村建立井1對，年產煤8000余噸。各煤礦均購買蒸氣機，用機械動力絞車提升，采用先進的高落式采煤方式，開機械生產和資本主義管理制度的先河。馬吉森（山西巡撫馬右瑤之子）投資1.4萬元，在城北側辦山西晉益煤礦公司，平順縣知事郭生裕等人合資在南村開辦晉城第二座機器礦井。山西官僚資本家在晉城創辦了同記煤礦公司，生產的煤炭銷往京、津、滬、武漢等地。據1934年統計，晉城、陽城兩縣就有大小煤礦319座，煤炭產量達到107萬噸。

　　手工作坊向規模較大的工廠轉化。鴉片戰爭后，黃華街、南寨街一度出現了“一街兩行，叮叮鐺鐺”的繁榮景象，規模較小的手工作坊就有百余家。為擴大規模，晉城官僚資本家在黃華街開辦了興順會商號，采用先進的繅絲技術，生產蠶絲，改手工織機為機械織機，織成“烏綾”，為山西最早的絲織機紡。河南資本家投資，在南寨街創辦了德元蛋廠，產品從天津口岸銷往海外。黃華街有錘金工廠27家，所以人們俗稱黃華街為“皮金街”。黃華街生產的皮金暢銷全國各地以及越南、緬甸、印度等鄰國，年產量多達5000余張。辛亥革命后，晉城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逐步形成規模。

　　晉城的民族工業、手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定的發展，但仍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近代民族工業并沒有擺脫以手工業和輕工業為主，小作坊、小工廠多，大工廠幾乎沒有，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小，自然經濟格局仍然存在。所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帝國主義列強加強了對中國的入侵，晉城暫時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轉為蕭條。

　　隨著近代晉城工業的發展，晉城的工人階級隊伍日益成長和壯大起來。

　　首先，官僚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晉城投資開發大煤礦、發展輕工業生產的同時，催生了晉城從來沒有過的新生的工人階級。晉城工人階級的初始發展狀況缺乏系統的統計，雖說工人階級所占人口比例不一定很大，但由于與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系，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具有國際工人階級的共同優點，“即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富有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他們主要來自破產農民和手工業工人，與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重壓迫。因此他們的斗爭性最堅決、最徹底。晉城工人階級誕生后，成為晉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強大動力和領導力量。晉城的煤礦工人、錘金工人、制針工人為反抗壓迫和剝削，多次發生罷工斗爭。五四運動前，晉城的工人運動不斷向前發展，罷工次數多，斗爭規模大，組織程度高，都是前所未有的。由分散的經濟斗爭轉向有組織的政治斗爭，表明他們已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正是由于工人階級的這種發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晉城的傳播，晉城地方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三、五四運動前后晉城社會的主要矛盾

　　辛亥革命失敗后，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果實，建立了北洋軍閥政權，中華民國名存實亡，中國政治更加黑暗腐敗。他們肆意踐踏中華民國確定的共和制和人民的民主權利，建立了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沒有削弱，封建勢力依然存在。在中國，封建專制依舊，賣國媚外依舊，尊孔祭天依舊，封建綱常依舊。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不斷加緊掠奪的情況下，晉城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落后、動蕩、混亂的苦難深淵中。晉城的社會狀況是一天比一天壞，環境使人民陷入難以生存的境地。山西辛亥革命后，政權落在了閻錫山的手中。閻錫山為了鞏固其在山西的統治地位，經營割據一方的獨立王國，對山西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他為嚴密控制山西人民，推行用民政治，進行所謂的村制改革，將農村300戶左右編為一個編村，編村之下25戶設一閭，閭以下5戶設一鄰，分級設村長（村副）、閭長、鄰長。編村村長、村副由選舉產生，但規定村長必須有3000元以上的不動產，村副必須有500元以上的不動產才能當選。其實質就是把村政大權交給封建地主、富農去掌握，將廣大農村控制在封建地主階級手中。

　　晉城在辛亥革命中和平易幟，革命黨人沒有到農村發動廣大農民這個反封建的主力軍，民主共和的思想在農村沒有深入人心，農村中封建統治的根基沒有動搖，封建勢力依舊在農村盤根錯節，仍然實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勞動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農村中土地兼并嚴重，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封建制度下，農業是晉城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占主導地位，但作為社會生產的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絕大部分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并且是良田沃野，廣大貧苦農民只占有極少數土地，多屬貧瘠的山地，其中許多農民根本沒有土地，只能靠租種地主的土地生活。地主階級為了聚斂財富，靠租佃制，貪婪地對農民進行地租剝削和高利貸盤剝。五四運動前，晉城縣有人口26萬，有土地90余萬畝，占人口12%的地主富農占有37%以上的耕地，占人口46%的貧農只占全部耕地的21%，許多農民一年下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農村中流傳著“放下鐮刀就無米，終年勞動餓肚皮”的民謠，是廣大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遇上災荒年，地主階級的高利貸盤剝更是名目繁多。農民常常寅吃卯糧，當年借貸下年加倍償還；出門三聲炮，即當日借八當十算利；回頭一圪照，即每日利息一分；雞鳴利，即借后第三天雞鳴時交利，如雞鳴后未還，加倍交利。再加上閻錫山加重田賦、徭役的剝削，造成廣大農民極度貧困，封建地主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和激化，迫使農民不斷奮起反抗。

　　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向市場推銷商品、收購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制品，極力壟斷物價，操縱市場。官僚買辦向市場輸入洋鐵，使晉城的煉鐵和鑄造業受到很大沖擊，有許多小冶煉業、鑄造業、煤礦被迫關閉，使大批工廠工人和煤礦工人失業。在商品經營中，當地官商與買辦資本家相勾結，欺行霸市，僅光華興一家就占縣城營業市場的70%，并廉價收購土特產品和鐵貨，嚴重影響晉城工業生產的發展。在工廠和作坊，資本家隨意延長工人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工人沒有人身自由，很難維持自己的生活。當時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一般在12個小時，甚至長達16個小時，而工資僅一角二分，只能買小米三升。不僅如此，許多工廠作坊還兼營生活用品，價格高于市場，而且缺斤短兩、尺寸不夠，質量低劣，強迫工人購買，變相克扣工人工資。當時在工人中流傳著“家有少年郎，莫入老君行，吃米只八合，吃面十二兩（十六兩為一斤）”的順口溜。

　　殘酷的剝削壓迫，迫使農民起來反抗。閻錫山在山西執政之后，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從未放松過，晉城農民的反抗斗爭綿延不斷。閻錫山為了維護和鞏固他的統治，對農民革命斗爭進行了血腥的鎮壓。

　　1911年，高平貧苦農民發動了“干草會”運動?！案刹輹笔歉咂睫r民的自發組織。他們手持木棍，隨帶干草，黑夜行路，點燃干草火把，所以稱為“干草會”。武昌起義和太原起義后，高平縣、長治縣的“干草會”會眾用雞毛附傳信，沿途接力傳送，號召會眾動員起來，要求免糧免稅。1911年，高平縣知縣朱士俊和豪紳經過密謀策劃，將學堂費添加在田賦中，讓廣大農民承擔。水溝村農民鄭春發、南關村農民姬小六、大關山秀才張素德、城關拔貢吳丕烈和典史席允路、刑房宋炳文等人對此深為不滿，發動群眾，組織起了“干草會”，進行反抗。

　　自愿參加“干草會”的數千群眾，攜帶棍棒，手持長矛、大刀等武器，聚集在縣城東關的下廟河。知縣朱士俊命巡警嚴密防守高平縣城。鄭春發、姬小六等首領率眾焚毀城門，攻入城內，與巡警展開激烈的搏斗。警務長張藍抵擋不住，奪路逃走?！案刹輹钡年犖楣ト肟h衙，朱士俊嚇得戰戰兢兢，答應“干草會”的各項要求，慌忙貼出免糧免稅的告示?！案刹輹钡年犖辄c燃干草火把，將城內的土豪劣紳全部抄家。半個月時間，全縣共抄家40多戶。后來石寬文任高平知事，地主豪紳便向縣里、省里控告“干草會”。1913年夏，閻錫山命令潞安鎮守使楊沛林予以鎮壓，凡是各鄉被認為是“干草會”頭領的人，多被逮捕，施以酷刑，有的被罰款，有的被殺頭。起義首領姬小六等五六人被梟首示眾。同時，對被燒毀房屋的豪紳地主，予以賠償，按人口每人出糧5石，攤給廣大農民，從而助長了地主階級的兇焰，暴露出閻錫山假革命的真面目。

　　與此同時，陵川農民發動反對“斗捐煤厘”斗爭。1913年，豫北饑民進入陵川，相繼搗毀了平城、冶頭等地的鹽店和當鋪。陵川知事張賡麟為了防范和鎮壓饑民起義，加緊擴充警察，并將經費開支強加在全縣人民頭上。一是糧食交易的“斗捐”由原來的10文增加到18文；二是駝煤的牲口每次增收“煤厘”2文，并在各交通路口設立專征煤厘的厘金局?？辆桦s稅激起了陵川農民的強烈不滿。農民首領程明祥領導陵川農民掀起了反對“斗捐煤厘”的斗爭。參加農民斗爭的貧苦農民約四千余人，分先鋒、后備兩隊。先鋒隊約有八百余人，臂上系著紅布條，稱為“紅號人”；后備隊約三千人，臂上都系著黃布條，稱為“黃號人”。農民隊伍浩浩蕩蕩開進縣城，駐扎崇安寺內，以敲鐘為號，圍城三天，要求官府減免“斗捐煤厘”。知事張賡麟迫于農民群眾的威力，終于答應農民的要求。

　　總之，五四運動前晉城社會矛盾日益加劇。軍閥連年混戰，社會動蕩不安，農民賦稅繁重，再加上豪紳地主的高利貸盤剝及官府的腐敗，大批農民被拋在饑餓和死亡線上。出路在哪里？許多仁人志士面對社會諸多矛盾，處于彷徨無所措的困境之中。

　　四、五四運動及其對晉城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來，晉城貧苦農民進行的多次反帝反封建斗爭都遭到了失敗。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政府，建立了共和國。但是，勝利果實很快被大地主、大軍閥袁世凱篡奪。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最后在萬眾唾罵聲中死去。此后，北洋軍閥內部諸派系各霸一方，互爭地盤，混戰不已，禍國殃民，戰亂給廣大勞動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嚴重危機。在晉城，由于北洋政府的黑暗統治，工農業生產蕭條，社會動蕩不安，無數農民破產，城鎮的煤炭、煉鐵、鑄造業和手工作坊紛紛倒閉，大批手工業工人失業。民族危機和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解決，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

　　當中國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苦難中奮斗的時候，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在十月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高潮影響下，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反帝愛國運動。這是在中華大地上發生的一件史無前例的大事件，它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是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導火線。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協約國于1919年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處理戰后的和約問題，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巴黎和會實際上是由美、英、法、日、意5個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會議。中國出席會議的全權代表有陸征祥、顧維鈞、施肇荃等五人，代表團在全國輿論壓力下，向會議提出了七項條件和收回山東主權、取消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等正當要求。但和會最高會議以“不在和平會議權限以內”的理由加以拒絕。會議竟規定德國應將在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日本，并寫進《協約與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北洋軍閥政府的代表居然準備在這樣的和約上簽字，出賣國家主權。這樣，中國作為戰勝國，不但維護不了自己的主權，反而在這場分贓交易中被帝國主義列強任意宰割了。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全國人民對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無不為之悲憤。蘊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立即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5月4日，北京十幾所高校的3000余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拒絕和會簽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等口號，紛紛發表演說，宣讀宣言，要求懲辦賣國賊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并通電巴黎專使堅持拒簽和約。會后，學生集隊游行示威，游行群眾火燒曹汝霖住宅，并痛打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軍閥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逮捕了32名學生。為營救被捕同學，5日，各學校代表議決自即日起一律罷課。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會宣告成立。2.5萬名學生舉行了總罷課，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到街頭舉行愛國講演，散發傳單，開展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宣傳活動。19日，北京學生再次舉行總罷課，并組織“十人團”上街演講。自6月3日起，北洋軍閥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兩天內逮捕了千余名學生。

　　“6?3”大逮捕引起了全國各界的極大震動，從6月5日起，上海的罷工、罷市、罷課三罷斗爭風起云涌。上海工人自動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斗爭，罷工工人約7萬人，上海商界、學界也舉行罷市、罷課。在上海人民“三罷”斗爭的影響下，愛國浪潮席卷全國，迅速擴大到22個省的153個城市，從而使由北京點起的反帝愛國之火，燃遍神洲大地，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愛國運動，極大地動搖了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由于全國人民的聲援斗爭，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罷工斗爭，使北洋軍閥政府十分驚慌，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6月7日，被迫釋放了被捕學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陸、章的職務，并于6月28日宣布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至此，五四運動的直接斗爭目標實現了。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五四運動反帝愛國的浪潮波及到晉城，對晉城人民的革命斗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5月，該消息傳到晉城之后，首先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晉城獲澤中學的學生為聲援北京學生的反帝愛國行動，首先罷課。緊接著晉城及各鄉村的高級小學也積極響應。學生和青年教師沖出校門，走上街頭，游行示威。高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口號，沿途張貼標語，散發傳單，要求北洋政府嚴懲親日派，釋放被捕學生。獲澤中學的學生還組織講演團，在城內及附近農村進行反帝大宣傳，呼吁各界群眾立即行動起來，將斗爭進行到底，不釋放被捕學生，斗爭決不罷休。講演者慷慨陳詞，抨擊時弊，宣傳反帝愛國思想；聽眾群情激奮，義憤填膺，一致譴責北洋政府腐敗賣國。運動中學生們還進行了抵制日貨斗爭。獲澤中學的學生查封了亨德利、光華興等商號的全部日貨，登記造冊，并勒令各商號對東洋貨“只出勿進”。許多市民和商人也參加了游行示威行列。官府派警察前來阻撓，不準學生上街游行，強迫學生回校上課，學生們同警察進行了斗爭。獲澤中學的罷課斗爭持續了70多天，一直到北洋政府罷免賣國賊，拒簽和約，才開始恢復上課。

　　與此同時，沁水縣在太原上學的常煥文、趙培玉、張希良在五四運動期間也返回家鄉，進行反帝愛國宣傳。中界村知識分子張弘舸還寫了《告沁水同胞書》，號召全縣同胞行動起來，要求北洋政府拒簽和約，以雪國恥，“南北政府統一，以彌國亂”。另外，高平在太原、長治讀書的學生也在縣城、三甲等村鎮進行了反帝愛國講演，痛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的賣國行徑，聲援北京學生，號召群眾抵制日貨，并聯合商會公館，搭臺唱戲，演出《亡國痛》、《孔雀東南飛》等劇目，啟發廣大農民反帝反封建的覺悟，認清北洋政府對內殘酷剝削壓迫，對外賣國投降的卑鄙行徑。

　　這一運動聲勢之大，前所未有。最初是青年學生首當其沖，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站在了斗爭最前列。之后又由學生運動逐步發展到有知識分子、商人和市民參加的反帝愛國運動。學生在各縣城里舉行游行示威時，沿途知識分子、市民都自動加入游行隊伍。各鄉農民聽了學生的宣傳后，對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無不義憤填膺，也積極投入到了這一反帝愛國的洪流之中，使運動進一步掀起了高潮。這充分表現了晉城人民的愛國熱忱和他們不顧晉城當局的威脅利誘，不達救國目的決不罷休的堅定立場。

　　總之，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在晉城這個偏僻的山城影響之大前所未有。它有力地促進了晉城人民的覺醒，推動了晉城人民反帝愛國運動的蓬勃發展。至此，晉城人民的革命斗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與全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相呼應，匯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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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