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黨組織領導下的初期革命斗爭

一、大德針廠工人罷工斗爭

　　在國共合作和全國革命形勢的推動下，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領導的晉城工農革命運動掀起了高潮。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后，根據中共北方區委指示，把工作的側重點放在發動工農革命運動上。執委成員聯合國民黨左派，深入到工廠、農村和學校，發動和組織群眾響應國民革命北伐，為推翻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開展了積極頑強的革命斗爭。

　　1927年1月，在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的組織發動下，晉城產業工人在城內財神胡同召開了工人代表會議，宣布成立晉城縣工會，一致推舉共產黨員靳澄和田運財為工會負責人。會員大部分為大德針廠、錘金廠和煤礦的工人。工會成立后，晉城大德針廠工人在黨組織領導下，為爭取自身的自由解放、反對壓迫剝削與資本家進行不屈的斗爭。

　　晉城大德針廠是由賈景德、樊次楓等官僚資本家集股開辦的，由日本宏文學院畢業的祁魯齋擔任廠長。他們從日本引進先進的制針技術和管理方法，為追求高額利潤，對工人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該廠工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日工資僅一元五角，致使不能維持家庭生活的工人負債累累；在廠里打罵、體罰工人的事件不斷發生。由于生活所迫，1927年春，在廠工會領導下，開始醞釀罷工斗爭。他們要求廠方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共產黨員深入到工人中，進行罷工斗爭的宣傳、發動工作，并組成了以田運財、蘆克誠等7人為首的罷工斗爭委員會，起草了罷工宣言。工人領袖田運財（河南林縣人）以工會的名義，代表全廠工人與經理祁魯齋交涉：反對廠方無理打罵、體罰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吃住條件，實行8小時工作制等，結果都遭到廠方無理拒絕。這樣，群情激憤的300多名工人就舉起大旗，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 ！“我們不受剝削”等口號，走上了街頭游行示威。祁魯齋請來晉城縣長蔡鴻文到廠里調停。蔡對工人說，現在我們南方的青年也在鬧，這都是蔑視國法，對違法者要立即查辦。只要你們上了班，所提條件很好解決。面對蔡鴻文的威脅利誘，罷工工人堅決拒絕。軟的不行廠方又來硬的，他們關閉了廠里的工人食堂，不給工人飯吃。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就以晉城工會的名義向各界求援，并及時組織力量給罷工工人送食品，鼓舞工人堅持罷工。大德針廠工人的罷工斗爭在晉城各界的支持下，持續了一個多月。資本家最后不得不接受工人的條件，日工資由一元五角增至二元五角，并縮短了工作時間，修葺了食堂，改善了工作條件。黨領導的晉城工人第一次罷工斗爭取得了最后勝利。

　　大德針廠工人罷工斗爭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廣大工人的革命斗志，使他們認識到自身力量的強大。同時，也擴大了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工人中的一批先進分子在斗爭中成長起來，加入了黨的組織，成為晉城工人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二、農民協會的成立及農民運動的發動

　　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在發動工人運動的同時，為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積極地開展農民運動，通過開展農民運動，建立緊密的工農聯盟，鞏固和擴大了自己的組織。

　　早在1926年暑假期間，在長治省立四師上學的進步青年常文郁，就在自己家鄉晉城縣東常村，同進步青年常子善、常行先，到西常村、冶底村、白洋泉河、犁川等地聯絡農村知識青年，以研究學術，交換知識為宗旨，組織了晉山研究社。之后又陸續吸收了許多進步學生和常文郁的外縣同學，如獲澤中學學生、共產黨員時逸之、長治省立四師的進步學生王春、趙樹理、王庭珍、曾亦農、陳克紹等。他們在學社閱讀進步書籍和革命刊物，如饑似渴地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新思想、新文化，探討革命理論，暢談天下大勢，不斷提高了自己的革命覺悟。這年陰歷7月15日，常文郁利用常姓家族男女老少上墳祭祖的機會，組織村里群眾同不法社首常永法展開了堅決斗爭。他們清查社首的帳目，揭露社首貪污捐稅、胡亂攤派的事實，使貧苦農民拍手稱快。晉山研究社后來改為晉山學社。它的活動在晉城有很大的影響。

　　1926年底，常文郁回家鄉度寒假，經時逸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在晉城西南部開展革命活動，他又將晉山學社改為農民運動講習所，動員晉城西南部的青年農民到講習所聽課。聽課人數很快達到90多人。講習所的課程內容主要是講解北伐戰爭的形勢和南方農民運動的情況，講解如何發動貧苦農民同土豪劣紳作斗爭，以喚醒廣大農民，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斗爭性。常文郁、時逸之、王春、趙樹理分別在講習所講過課。通過講課，打破了農村封建閉塞的狀況，使廣大農民開始認識和了解中國軍閥割據的形勢和革命的道理，激發了農民的革命熱情，為晉城培養了一批農運干部，并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成立了東常村黨小組。不久，由于黨員人數的增加，在黨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東常村黨支部，常文郁先后擔任黨小組組長和黨支部書記。

 1927年1月，又成立了以常文郁、常子善、常行先為首的農民協會，開展了晉城黨組織領導下的首次農民運動。這年春節，常文郁以農民協會的名義，帶領常子善、常行先挨家挨戶送賀貼，聯絡本村農民正月十五鬧社火。正月十五這天，農民協會組織了“提燈會”游行，他們提著燈籠（寓意當時社會的黑暗），打著大旗，潮水般涌向街頭。常文郁帶頭高呼“反對軍閥”、“支持北伐戰爭”、“迎接北伐軍到來”等口號，大造了革命的聲勢。游行群眾集中到村東的文廟內之后，常文郁以說評書的形式向廣大群眾講解革命軍北伐的形勢和同封建地主作斗爭的道理，啟發農民反對封建地主、土豪劣紳壓迫與剝削的自覺性。東常村農民協會的活動，影響和帶動了全縣人民的反封建斗爭，有力地震撼了晉城農村封建統治的基礎。隨著農民運動的發展，黨員人數的不斷增多，黨的影響也逐步擴大到晉城西南一片。

　　與此同時，陽城縣在太原省立一中讀書的共產黨員張季純（陽城縣大樹村人）和在太原農校讀書的共產黨員范月亭（永明，陽城郭峪村人）等人于1926年暑假組建了國民黨陽城縣黨部籌委會，同一些國民黨左派在范月亭的家鄉郭峪村組織了農民協會小組，推舉木匠出身的張和尚任組長。農民協會小組成立后，張季純、范月亭走家串戶向農民宣傳南方農民運動的情況，動員農民團結起來，開展農民革命運動，抗糧抗稅，反對鄉里長亂攤捐稅，支持國民革命軍北伐。他們提出“年頭壞，不還債”這一口號，頂住了地主劣紳收租逼債的惡行。這一舉動，觸動了農村封建地主的利益，鄉紳衛樹植到縣衙狀告張和尚，陽城縣當局以鼓動農民暴亂罪，抓捕了張和尚。張季純、范月亭同幾個國民黨左派到縣衙據理力爭，又利用他叔父與縣公安局長的同學關系，出面保釋了張和尚。為了打擊衛樹植的囂張氣焰，農民協會又抓住他貪污教育經費的問題，告到縣教育科，縣教育科在臟證俱全的情況下，只好撤了他的教員職務。這場斗爭取得了勝利。

　　還有共產黨員孫思孝（孫新，原晉城縣巴公人），1926年夏，從長治省立四中畢業后回到高都高小任教，以教師為掩護，相繼建立了高都垂棘小學黨小組和黨支部，分別任組長和支部書記。他先是推動和幫助了校長王樹三舉行“慶祝國民革命北伐進軍大會”，高都高小的學生和群眾數百人參加了大會，會上孫思孝還帶領大家高呼“打倒列強”、“鏟除軍閥”等口號。此后他又到家鄉巴公組織成立了巴公農民協會，開展了反對土豪劣紳的斗爭。農會搜集當地劣紳靳鴻恩的罪行十條，并派出代表到縣衙告狀，迫使晉城當局責罰了靳鴻恩，狠狠地打擊了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到1927年6月，晉城、高平、陽城等縣都組織了農民協會，會員有400余人，參加活動者達1萬余人。

　　三、高平特支領導的驅陳倒劉運動

　　1926年7月，廣東革命政府發表《北伐宣言》，國民革命軍發動了北伐戰爭。北伐軍進軍神速，節節勝利，軍閥政府極度恐慌。停留在綏遠的馮玉祥國民軍，也在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國民革命，并占領了甘陜，逼近山西。這時，閻錫山為了抵御北伐軍入晉，命各縣加緊城防建設。遵閻之令，高平縣長陳乃蓉和紳士劉干臣，借防匪名義，設立防務局，組織起了地方武裝。為了解決財政窘迫問題，他們決定向百姓預征錢糧。一時間高平群眾負擔更重，怨聲載道。中共高平特支順時應勢，決定發動群眾，反抗預征錢糧，開展驅逐陳乃蓉、打倒劣紳劉干臣的群眾運動，以策應北伐戰爭。

　　1927年2月16日（農歷正月十五），在袁致和的組織領導下，高平瓦窯頭農民協會及寒假返鄉的學生共一百多人，在縣城瑞云觀集會，宣布成立高平留潞學生聯合會。大會通過了學生聯合會章程，選出了學生聯合會的領導機構。袁致和被推舉為學生聯合會主席，并及時建立了各工作機構。大會決定從即日起在全縣開展驅逐陳乃蓉、打倒劣紳劉干臣的斗爭。他們一方面將起草的取消防務局、懲辦劉干臣的呈文遞交縣政府，一方面以張貼標語和講演的方式，控訴以劉干臣為首的一伙劣紳，伙同貪污縣長陳乃蓉借名防匪，設立防務局，巧立名目，征收苛捐雜稅、敲詐勒索老百姓的十大罪狀，號召各界人士團結起來，同貪污劣紳進行堅決的斗爭。僅講演聽眾多達數千人，在高平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天晚上，高平縣警察局以學生擾亂社會治安為借口，無理扣壓了與縣政府交涉的學生代表邵心齋、常世祿、鞏禎慶、呂建章及進步紳士唐之恭、何桂堂等人，并電告山西省政府高平學生會組織學生聚眾滋事、擾亂社會治安、反對預征錢糧，要求準予鎮壓。在這種情況下，高平特支書記袁致和連夜趕到晉城，以高平學生聯合會的名義，向省城大中學生聯合總會和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發電報，要求省學聯給予支援。省學聯接電后，責問高平縣政府扣壓學生的理由，并要求立即放人。省黨部也來電確認，“反對預征錢糧是省黨部提出的，與高平學生無關”，要求立即放人。省學聯還根據高平學生聯合會的呈文，向省政府呈述了高平縣長陳乃蓉勾結劣紳、中飽私囊的十大罪狀，要求嚴厲查處。不久，省政府要求高平縣呈報學生運動的詳細情況，并要求釋放被扣學生。陳乃蓉得知他鎮壓學生的行動得不到支持時，只好下令釋放被扣學生。被扣學生認為，陳乃蓉說不清扣押理由決不應出去。這使陳大為難堪。后因寒假結束，省政府多次來電譴責陳乃蓉，并要求學生立即返校上課。在陳的再三勸解下，被扣學生才走出牢房。是年3月底，閻錫山被迫撤銷了高平縣長陳乃蓉的職務，劣紳劉干臣也被群眾斗得威風掃地，預征錢糧規定也徹底被廢除了。歷時一個多月的驅陳倒劉運動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高平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四、晉城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國共合作的破裂

晉城的國共合作，是與晉城黨組織的建立相聯系的，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推動了晉城黨組織的建立，晉城黨組織的建立又推動了晉城國共合作的形成。

　　1926年10月1日至8日，全省第三屆學生代表大會在太原舉行，晉城學生聯合會負責人時逸之、常昆玉代表晉東南地區參加了會議。會議強調青年學生要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斗爭，要在斗爭中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結成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大會還選舉產生了學生聯合會的領導機構，時逸之當選為山西省大中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省學聯又任命時逸之為晉東南特派員。會議期間，他還參加了國民黨省黨部的一個會議，討論北伐形勢和國民黨的發展問題。時逸之回晉城后，召開了獲澤中學全校學生大會，傳達了省學聯會議精神，并強調要發展新國民黨員，壯大國民黨左派力量。

　　1927年1月，中共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后，為了推動晉城的國民革命運動，決定晉城國共兩黨進行黨內合作，共同組建中國國民黨晉城縣黨部。地執委作出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跨黨加入國民黨，壯大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從此，地執委開始了以建立國共合作為內容的統一戰線工作。

　　早在1922年，在北京大學上學的苗培成（字郜寶，晉城苗匠村人，山西國民黨省黨部執委）、牛星橋（后任獲澤中學教師）和北京燕京大學上學的劉冠儒（澤州縣高都人，國民黨省黨部執委）等就在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并開始在晉城活動，發展國民黨員。地執委為了協調晉城國共兩黨關系，鑒于國共兩黨中央已公開合作，加上晉城一些國民黨左派在開展反帝愛國斗爭與工人、學生運動中也采取過一致行動，兩黨合作有了一些基礎，于是經過雙方協商，決定成立晉城縣國民黨黨部，地執委的領導和共產黨員跨黨加入國民黨。1927年1月，晉城召開國民黨代表會議，早期共產黨員陳立志、時逸之、孫思孝、陳榮先、王福裕等都參加了會議。當選的7名正式執委委員中，國民黨方面3名，即：苗培成、劉冠儒、牛星橋，共產黨方面4名，即：時逸之、孫思孝、陳榮先、王福裕，執行委員分別擔任各部部長，地執委推舉加入國民黨最早、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的獲澤中學教師牛星橋為書記長。

　　由于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閻錫山開始出現動搖不定。我黨中央以大局為重，及時派李大釗做閻的工作，使山西的政治局勢相對緩和，中共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工作也趨于公開狀態。他們聯合國民黨左派，大刀闊斧開展工農運動，支持國民革命軍北伐，使黨組織力量不斷增強，黨的影響不斷深入人心。再加上縣黨部內部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打著國民黨的牌子，做共產黨的工作，國民黨區分部負責人也大都由共產黨員擔任，這樣，晉城國民黨黨部實際上是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他們在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工農運動，成立工會、農會、學生會等群眾組織中，宣傳共產主義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三民主義，動員全體民眾，行動起來，打倒軍閥，迎接北伐軍入晉，并發動共產黨員積極發展國民黨員，把其中表現好的又秘密發展為共產黨員，使黨的組織不斷擴大。

　　1926年暑假期間，陽城籍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張季純和太原農大上學的共產黨員范月亭，也回老家陽城縣組建中國國民黨陽城縣黨部。他們根據太原地執委關于共產黨員要利用回家渡假的機會，積極發展國民黨員，組建縣級國民黨籌備機構的指示，在城內發展段亮臣等四五個在太原上學的學生成為國民黨員，還將原來一些國民黨員組織起來，召開會議，選舉成立陽城縣黨部籌備委員會?？h黨部籌委會成立后，他們同國民黨員一起學習由共產黨員參加起草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共產黨宣言、三民主義等，多次進行宣傳演講，團結了不少革命青年，發展了一批國民黨員，加強了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之后，籌委會還在郭峪村組織了農民協會小組，開展農運工作。

　　1927年1月，中共高平特別支部成立后，借助國共合作的良好勢頭，立即著手同高平國民黨開展合作。他們首先決定特支的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幫助高平國民黨整頓組織，建立中國國民黨高平縣黨部。袁致和任縣黨部執行委員。接著，陵川、沁水也都成立了國民黨縣黨部。

　　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在晉城的形成，使中共晉城地執委以國民黨縣黨部領導職務的身份合法地領導了工人、農民、學生運動，而且把許多共產黨員和工人、農民、學生中的革命分子吸收為國民黨員，壯大了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同時，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既促進了晉城國民黨縣黨部改造成一個民主的革命聯盟的步伐，又為黨組織革命活動的開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由于上級黨組織的這些正確決策，從1925年至1926年間，在晉城一度掀起了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潮。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也愈演愈烈。晉城縣的國共合作實現后，國民黨左派與右派的矛盾和斗爭從未停止過。晉城國民黨右派代表牛星橋，在其同學省黨部執行委員苗培成、劉冠儒支持下，開始排擠國民黨左派，制造反對共產黨的輿論。

　　1927年，由于蔣介石叛變革命，投靠帝國主義，加緊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動，導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奉系軍閥也在北京逮捕共產黨員，并于4月28日殺害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此后，在太原也發生了“五五”事件。當太原市各界群眾5月5日在國民師范大禮堂召開追悼李大釗烈士大會時，閻錫山派兵包圍了國民師范，驅散了群眾，逮捕了4名共產黨員。6月，閻錫山就任蔣介石的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公開支持國民黨右派。革命形勢的逆轉對晉城國共合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國民黨右派牛星橋公然向共產黨挑釁，攻擊共產黨利用工會、農會在社會上搞“赤化”，煽動向共產黨奪權，提出了“舉起我們的左手打倒共產黨，舉起我們的右手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極力制造反共輿論，使晉城的國共合作徹底破裂。

　　面對這一形勢，剛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認為閻錫山已公開倒向蔣介石，實行反共政策，黨必須采取措施保存革命力量。根據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必須執行先進的土地改良政綱和制造鄉村的革命民主政權”的精神，決定在省城的共產黨員盡快分散到農村去，發展黨的組織，利用合法名義領導群眾斗爭。省委還決定各級黨組織立即停止公開活動，在各地已暴露身份的黨員迅速轉移。

　　6月，鑒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山西日趨惡化的形勢，山西省委派周玉麟到晉城檢查指導工作。他向晉城地執委書記陳立志傳達了省委會議精神，決定執委立即停止公開活動，在社會上公開露面的共產黨員要迅速隱蔽，要用合法手段開展群眾運動，利用國民黨的旗號發動群眾斗爭。之后，周玉麟還到高平，向高平特支書記李子修傳達了省委會議精神，并給李子修等共產黨員開了到武漢學習的介紹信。晉城地執委遵照周指示，認真落實省委精神，對工作進行了周密部署，為新的革命斗爭做了充分準備。接著，“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發生，汪精衛迅速右轉。武漢國民黨作出“分共”決定，公開背叛了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在“寧可枉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了瘋狂的大屠殺。

　　此時，閻錫山也進一步拋棄了對山西國共兩黨采取“靜觀”的立場，開始投靠蔣介石，公開支持國民黨右派，在山西進行“清黨”反共、大肆擒殺共產黨人。他在報紙上公開點名通緝的72名共產黨要犯中，有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的陳立志、孫思孝、時逸之、袁致和等。國民黨晉城縣黨部秉承省黨部的旨意，計劃抓捕晉城地方執行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監控偵察他們的行蹤。在晉城縣當局的竭力支持下，反動警察包圍了陳立志的秘密住處——城內十字街藥鋪。幸虧店老板急中生智，將其隱藏在藥鋪匾額后面，才幸免于難。在危急情況下，陳立志、孫思孝、陳榮先和王福裕等領導人先后被迫離鄉出走，晉城黨組織第一次遭到大破壞。接著，國民黨高平縣黨部也開始搜捕共產黨人，高平特支負責人李子修同共產黨員邵心齋、袁效安、張森林及進步青年鞏禎慶、趙士魁等人出走河南，到武漢尋找黨的組織。留在高平堅持工作的特支負責人袁鳳鳴，因他人告密，被高平國民黨清黨委員會逮捕。在獄中，他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堅貞不屈，始終沒暴露自己的身份和高平黨組織的情況，只承認自己是國民黨員。當局由于找不到他是共產黨員的證據，他于1928年被保釋出獄。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晉城地區徹底破裂，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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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