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共晉城特委成立及其活動

一、中共晉城特委在白色恐怖中誕生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進入了最艱苦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在全國實行反動的獨裁統治，其政權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閻錫山投靠蔣介石，公開支持國民黨右派，在山西大肆進行“清黨”，四處搜捕共產黨員。晉城早期共產黨員、地執委領導成員周玉麟、陳立志、孫新、時逸之、陳榮先、王福裕、袁致和等被作為“要犯”公開通緝，書記陳立志及已暴露身份的地執委主要領導成員孫新、陳榮先、王福裕等人先后被迫離鄉出走，晉城地執委工作暫時陷入癱瘓狀態。

　　與此同時，國民黨高平縣政府也在全縣四處抓捕共產黨員。中共高平特支負責人李子修及成員邵心齋、袁效安、張森林、鞏禎慶、趙士魁等人聞訊出走，隱蔽他鄉后，留下堅持工作的特支負責人、瓦窯頭農民協會主席袁鳳鳴又被國民黨高平縣黨部逮捕，高平特支停止活動。此時，正在高平周纂村隱蔽的團省委書記周玉麟，以及孫新、侯充之（中共長治支部負責人，高平縣周纂村人）也遭到當局搜捕，幸虧一位農民冒雨給他們送信，才及時逃脫。他們又歷盡艱辛到武漢尋找黨中央。由于此時黨中央已遷往上海，為安全起見，他們又分別分散隱蔽。

　　另外，陽城、陵川、沁水等縣也都設立了清黨委員會，開展清黨，重新登記國民黨黨員，跨黨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都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這些地方的農民協會也因黨組織遭受破壞而暫?；顒?。至此，晉城地區黨組織遭到了創建以來的第一次嚴重破壞。

　　晉城黨組織雖然遭到了嚴重破壞，但是由于在“清黨”之前，中共山西省委對國共破裂后的工作做了一定準備，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張茂甫在“清黨”中擔任了清黨委員會委員。他利用國民黨縣黨部的內部矛盾，設法保護了晉城黨組織和一些共產黨員，致使絕大部分黨的骨干分子在白色恐怖中保存了下來。

　　1927年秋，中共山西臨時省委派時逸之到晉東南各縣了解黨組織被破壞情況，并開展整頓和重建黨組織的工作。時逸之首先回到家鄉晉城，了解到在這次“清黨”中，晉城除5名黨員被捕，多名黨員被迫出走外，在農村隱蔽斗爭的黨員尚有40多名。他立即與這些隱蔽下來的共產黨員接上了頭，著手恢復黨的組織。接著又先后到長治、屯留、高平、陵川、陽城、沁水等縣，一方面想方設法同這些地方隱蔽下來的共產黨員聯系，聽取各縣黨組織在大革命失敗后遭到破壞的情況匯報，另一方面，傳達臨時省委關于恢復黨的組織和發動工農運動的指示精神，要求各縣盡快恢復黨組織，開展黨的活動。通過幾個月奔波，時逸之基本摸清了各縣黨組織被破壞情況，如實向中共山西臨時省委寫出了情況報告。根據時逸之的報告，同年11月，中共山西臨時省委決定任命時逸之為書記，組建中共晉城特別委員會。

　　1927年12月，時逸之經過多方努力，聯系了大部分失掉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逐步恢復了獲澤中學、大德針廠、高都垂棘小學、東常村、南馬匠等黨的支部，并同高平、陽城、陵川、沁水及長治、屯留各地的黨組織接上了關系，正式在晉城城內成立中共晉城特別委員會（簡稱晉城特委，亦稱晉東南特委），上屬中共山西臨時省委領導。書記時逸之兼組織部長，張茂甫任宣傳部長（后靳澄），田運財、翟玉山任工運部長，常子善任農運部長，王福裕任青運部長（后陳榮先）。特委下轄獲澤中學、大德針廠、高都垂棘小學、東常村、南馬匠、長治省立四師、屯留等7個支部，共有黨員120余人。

　　二、中共晉城特委的活動及遭受破壞

　　中共晉城特委成立后，吸取了晉城地執委被破壞的教訓，轉入隱蔽工作。他們制定了嚴格的保密制度，要求特委委員在開展革命活動中，嚴格保密，用合法身份開展工作。并為每個特委領導成員規定了化名（如張茂甫的化名為王德），要求共產黨員活動要隱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特委同臨時省委的聯絡代號為“唐僧偉”（“唐”指山西，“僧偉”是“省委”的諧音）。為便于指導各縣的工作，特委在晉城城內馬王廟北的雜貨鋪設立了聯絡點，聯系人叫夏桂芝（女，河南人），特委給各縣的指示及各縣黨組織的請示，也都通過聯絡人進行。

　　特委在中共山西臨時省委的領導下，著重抓了恢復黨的組織和發動農民群眾的工作。晉城黨組織經過重建和整頓，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各支部的共產黨員都深入到農民中間，發動農民群眾，開展革命斗爭。在這一段時間，晉城農民運動的主要形式是反對不法村長和向土豪劣紳作斗爭。

　　1928年1月，晉城特委在南寨村召開秘密會議，傳達學習臨時省委指示精神。為保密起見，會址選在特委委員、國民黨晉城縣黨部清黨委員張茂甫家中。參加會議的有特委委員以及下屬7個黨支部的負責人。會議傳達了臨時省委兩點指示：一是針對新華舞臺事件①，指出今后組織武裝暴動，要作好充分準備?，F在敵人正在加緊搜捕共產黨，各支部要注意隱蔽，加強保密工作，不能在社會上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是各學校的黨員在寒假期間，要聯絡當地的黨組織和黨員開展工農運動，主要方式是開展反對不法村長和反對土豪劣紳斗爭。上述指示在當時由于受黨內左傾路線的影響，帶有明顯的“左”傾盲動主義傾向。

　　這年寒假期間，長治省立四師和省立四中回家鄉度假的共產黨員，都按照晉城特委的指示，積極開展黨的活動。高都鎮的孫新，不但擔任長治黨支部書記，同時還擔任高都垂棘小學黨支部書記，工作十分繁忙，回到高都后，立即發動黨員開展農民運動。常文郁雖說在長治讀書，還擔任東常村黨支部的書記，回到家鄉組織農民參加農民協會，開展抗租抗糧斗爭。東溝鎮的劉光弟，高平的侯充之、楊守義，沁水的趙樹理、霍啟高，陽城的王春等，都在家鄉發動群眾，開展農民運動。

　　1928年2月11日，中共山西臨時省委在霍州召開擴大會議（通稱霍州會議）。會議認為全省已有“廣大的暴動的先兆”，作出了關于發動工農暴動、組織工作、宣傳工作、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士兵運動等一系列決定，并將晉城劃分為全省7個暴動區域之一?；糁輹h是在“左”傾盲動主義指導下召開的一次會議，給山西黨的工作帶來許多消極的影響。

　　晉城特委書記時逸之和常文郁被通知參加會議，因接到的通知時間稍遲，二人趕到霍州后，會議已經結束。省委宣傳部長王鴻鈞親自向他們傳達了霍州會議精神。

　　時逸之回到晉城后，召開特委全體會議，傳達貫徹省委擴大會議精神。會議討論了大革命失敗后晉城黨的工作，部署了下一步工作。要求特委委員都要深入到農村，組織發動農民舉行暴動。會議還根據省委擴大會議精神，對特委領導機構進行了改組，決定增選工人出身的靳澄為特委組織委員，貧農出身的常子善為農民委員，陳榮先為青年委員。會后，時逸之將晉城特委貫徹落實霍州會議精神的情況，向省委寫了工作報告。

　　1928年4月，由于省委機關再次遭到破壞，晉城黨組織的聯絡地址被敵人掌握，山西省清黨委員會指使國民黨晉城縣黨部立即抓捕晉城特委領導人。晉城縣黨部派出人員，晝夜監視特委領導人的活動。一天夜里，正當晉城特委成員在時逸之家中開會之時，縣黨部帶領警察突然包圍了時逸之家，特委書記時逸之以及張茂甫、翟玉山、田運財等4人被捕。晉城縣當局對4人進行了審訊，沒有任何結果，只好將4人困綁在牛車上，分4輛囚車，押往太原。省清黨委員會通過審訊，仍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后又轉押陸軍審判處，經過特種刑事臨時法庭審訊，以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處時逸之6年零3個月徒刑，判處張茂甫、翟玉山、田運財3人4年徒刑，關押在山西省第一監獄。

　　晉城特委機關被破壞后，所屬支部也都先后遭到破壞。獲澤中學支部書記時逸之被捕后，一部分共產黨員出走。東常村支部書記常文郁在其家中被捕。高都垂棘小學支部書記孫新出走。長治省立四師支部負責人楊守義（高平人）、劉光弟（又名水保，澤州縣東溝鎮人）被捕。王春（陽城人）、趙樹理（沁水人）、霍啟高（沁水人）等黨員出走。其中，王春、趙樹理在浮山、安澤和豫北一帶鄉村以“游方郎中”為職業維持生計，霍啟高回沁水老家隱蔽。楊守義被捕后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叛變。劉光弟則對敵人的淫威不屑一顧，被捆綁在四師大門前的柱子上示眾，在敵人的拷打下，泰然自若，視死如歸，表現了共產黨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至此，晉城特委機關及7個支部全部被破壞，被捕的共產黨員達11人，這是晉城黨組織在大革命失敗后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壞。

　　　　　　　　　　　　　　　　　　　　　　　　　　　　　　　　　　中共晉城市委黨史研究室

 （責任編輯：韓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