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斗爭

一、新中國成立后晉城的形勢和黨組織面臨的任務

　　1949年9月1日，隨著大規模戰爭局面的結束，原來跨省區或一省多區的根據地（解放區）行政區域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軍區在太原隆重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宣告山西省黨、政、軍領導機構誕生。晉城、高平、陽城、沁水、陵川（以下簡稱晉高陽陵沁）5縣自此重歸山西省建制。其中，除沁水縣劃歸翼城臨時專區（1950年1月，翼城臨專撤銷，沁水縣劃歸長治專區）外，其余4縣上屬長治專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標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已經結束，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已經來到。

　　從9月到10月，晉高陽陵沁各縣舉縣歡騰，處于節日的海洋中。各縣縣委、縣民主政府相繼召開群眾大會，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省軍區成立。廣大人民群眾滿懷激情地聚集到縣城、集鎮街頭廣場，載歌載舞，歡慶自己翻身得解放。晉城歷史由此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偉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在全國走上執政地位。晉城各縣黨組織也逐步成為本地區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肩負起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全面貫徹執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鞏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權，實現工作重心轉移，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全力建設新生活的歷史重任。

　　解放初期，晉城人民迫切要求鞏固革命勝利果實，恢復發展經濟，改善由于長期戰爭造成的極端貧困的生活狀況。當時，各級黨組織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鞏固人民民主政權，恢復發展經濟，建立和平生產新秩序方面既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也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其有利條件是：

　　首先，作為老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晉城各縣，早在解放之前就普遍建立起各級人民民主政權，多數縣、村還召開過人民代表會議。各級黨組織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洗禮，經受了血與火的鍛煉與考驗，隊伍空前壯大，戰斗力大大增強，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黨組織在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在廣大城鄉深入開展了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民主改革，逐步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為向社會主義過渡作了一定的準備。同時，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各級各類優秀干部，為解放后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準備了急需的骨干力量。晉城人民經過黨的長期教育和戰爭的錘煉，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廣大人民群眾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空前的生產積極性，踴躍投身到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中。

　　其次，各縣均勝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農村中的封建剝削制度已經消滅，農村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農業生產力得到空前解放，加之各級黨組織連續多年領導開展大生產運動，大力提倡和發展互助合作事業，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1949年，全區耕地面積達20.19萬公頃，糧食總產量達2.49億公斤，農業總產值達2.31億元（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分別恢復或超過戰前水平。

　　再次，晉城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素有“煤鐵之鄉”之譽，發展工業具有良好的自然條件，并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早在20世紀初期，一些民族資本家和實業家就在晉城發展采煤、冶煉、制針等近代工業，其規模和技術在舊中國曾經處于較突出的地位?？谷諔馉幒徒夥艖馉幹?，晉城地區長期是太岳區黨委、政府、軍區的駐地，曾經創辦了以太岳實業公司為主的10多個工商和軍事企業，有職工1萬多人，對本地的工業發展起了極大的帶動作用。至新中國成立前，全區鄉鎮及以上工業企業達5195家，工業總產值達2415萬元，為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其面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是：

　　在政治上，這時人民解放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一些剛剛回到人民手中的新解放區鞏固政權、土地改革的任務相當繁重，所以，作為老解放區的晉城各縣支援全國解放和新區建設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同時，各縣階級斗爭形勢依然相當復雜，社會秩序也遠不安定，國民黨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閻錫山潰敗時遺留的反革命殘余勢力，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用各種方式進行破壞和搗亂，妄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封建惡霸、流氓幫會勢力和妓娼、煙毒、賭博等社會丑惡現象在城鄉依舊存在?？h、區、村各級雖然普遍建立起人民的新政權，但基本是沿襲解放戰爭甚至抗日戰爭時期的組織形式，民主建政工作還沒有很好地開展。文化教育體育衛生事業十分落后，尤其是學校教育亟待恢復和發展。

　　在經濟上，人民政權所接管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一是由于連續10多年戰爭的影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1949年，主要工業產品煤和生鐵的產量分別只有65.3萬噸和0.7萬噸，還停留在本世紀20年代的水平；農業主要產品糧食、棉花、油料的產量分別只有2.49億公斤、43萬公斤、294萬公斤，平均比1936年減產約20－30%。二是先進的近代工業幾乎沒有，工業化水平極端低下。1949年，在全區2.55億元（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總產值即占90.6%，工業產值僅占9.4%，且絕大部分為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產值。三是通貨膨脹導致的物價飛漲更加劇了群眾生活的困難。解放初期，晉城同全國、全省一樣，連續刮起4次物價上漲風。各縣城1949年的零售物價指數較1946年上漲了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失業流亡。四是財政陷入極度困難。

1949年，全區地方財政收入僅為324萬元，經濟條件十分脆弱。而當時，成千上萬的災民急待救濟；各縣被破壞的交通和工農業生產設施急需組織整修；加之解放之初對舊的軍政公教人員采取一律包下來的政策，更加大了人民政府的行政開支。

　　在黨組織和黨的隊伍自身方面，這時也存在著一個在掌握政權之后能不能經受住執政地位考驗的問題。建國之初，晉城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同全國、全省一樣，面臨著由鄉村進入城市、由奪取政權變為執掌政權、由革命戰爭走向和平建設這樣一個全新的歷史條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所處的環境和黨的狀況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其中的一部分黨員干部，隨著革命的勝利一度滋生了驕傲自滿、貪圖享樂的情緒，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早在全國解放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不但是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一個嚴峻的考驗，而且直接關系到黨的執政地位和新生的人民政權的鞏固。同時，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艱巨的國民經濟恢復與建設任務面前，黨的干部和黨員還普遍缺乏管理城市和領導經濟建設的經驗。這些對于剛剛轉入和平建設的黨組織來說，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后晉城各級黨組織面臨的形勢是錯綜復雜的。他們要帶領人民群眾鞏固新生政權，建設新生活，就必須在政治上堅決鎮壓和肅清各種反革命殘余勢力，深入開展社會改革，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各項遺留任務；在經濟上打擊投機資本，穩定金融物價，集中全力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生產，爭取財政狀況的根本好轉；在黨的建設上毫不放松對廣大黨員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切實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鞏固黨的各級組織，提高黨的戰斗力。所有這些，都是當時擺在晉城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面前非常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面對這些形勢和任務，1949年8月27日至31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召開第一次全委擴大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今后的方針和任務》。9月15日，剛組建的中共長治地委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傳達學習省委提出的方針與任務，并結合實際討論執行省委決定的措施。9月24日至10月1日，中共長治地委第一次黨的代表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156人，列席代表74人。會議明確今后的工作方針是：團結全黨，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革命知識分子，鞏固工農聯盟；團結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團結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和破壞分子；全力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支援全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為此，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向城市轉移，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大力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促進城鄉互助，加強工農聯盟。會議明確今后的基本任務，一是恢復與發展生產，二是恢復與發展教育、文化、衛生事業，三是加強治安工作，保衛生產建設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

　　晉城、高平、陽城、陵川縣均派代表參加了地委首次黨代表會議。會后，各縣結合當地的實情，層層進行傳達貫徹，圍繞冬季生產這一中心，部署整黨建黨、民主建政、干部培訓、城鄉治安、統一負擔等各項工作。自此，晉城各級黨組織，在新組建的中共山西省委和長治地委的領導下，率領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在鞏固人民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的各條戰線上開始了新的更加艱苦卓絕的斗爭。

　　二、民主建政工作的開展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選舉產生的各級人民政府。鑒于當時各地尚不具備普選的條件，《共同綱領》規定“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共同綱領》通過前后，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務于9月份在所屬3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縣一律召開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討論人民所關心的問題，反對形式主義。毛澤東主席非常關注民主建政工作，一再強調“要把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當作一件大事去辦”。①中共中央華北局和山西省委也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加強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成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不論老解放區或新解放區，一律于今冬明春普遍建立起村、區、縣三級人民代表大會或各界人民代表會議”。②10月15日，中共長治地委、長治專署召集各縣委書記、縣長會議，部署基層民主建政工作，要求各縣盡快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各村要建立健全人民代表會議，以團結各階層人士，密切政府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聯系。

　　晉城雖然是老區，但由于過去長期處于艱苦的戰爭環境當中，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將主要精力用于支援戰爭和發展生產，所以各縣均未成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成立過臨參會或參議會。臨參會或參議會只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一種過渡形式，民主尚未達到完善的地步。按照中共中央、華北局、山西省委，以及長治地委的要求，從10月開始，晉城各縣在縣委、縣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依法開展了民主建政工作。大致經過由普遍召開各界代表會到全面完成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兩個階段。

　　普遍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階段。1949年10月中旬，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晉高陽陵沁5縣先后在各階層、各黨派及各界愛國民主人士中廣泛推選代表。10月25日至27日，晉城縣第一屆各界代表第一次會議召開，出席會議代表136人。10月28日，高平、陽城、陵川縣同時召開第一屆各代會。11月14日至16日，沁水縣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出席會議代表160人。之后，各縣根據工作需要，先后多次召開各代會，共同協商討論全縣大事，并普遍建立各代會的常設機構協商委員會及其常委會，基本上實現了省委提出的“普遍召開，形成制度”的階段性要求。其中，陽城縣共召開過12次，陵川、沁水各召開過11次，高平、晉城分別召開過8次和7次各代會。區村一級人代會或代表會議，到1950年底，5縣所轄34個區、903個行政村均順利建立，并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了區、村（辦）級政權組織的領導成員。

　　這一階段，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村人民代表會議呈現以下特點：第一，各地采取直接或間接推選及由政府邀請的方式，認真確定會議代表，注重并逐步提高代表的廣泛性和代表性，擴大民主范圍，保證代表質量，調動各階層人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如1949年10月28日召開的高平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共有197人，其中職工代表62人，農民代表40人，工商界代表31人，人民武裝代表15人，文化界代表14人，婦女代表15人，青年代表7人，共產黨員代表9人，區域代表6人，列席代表8人。這些代表包括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等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成員，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體現了以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為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第二，會議期間，代表們一般都認真聽取審查了各縣縣委所作的政治形勢與任務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今后的工作方針與生產安排、財政收支情況等，并認真進行分組討論，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后形成大會決議。擴大了人民的民主生活，推動了黨和政府工作的開展及工作人員工作作風的改進，提高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工作效率。第三，會前普遍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各縣經過反復深入的宣傳動員，使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對民主建政工作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基本糾正了民主建政初期出現的關門主義等錯誤傾向；澄清了一度發生的黨內思想混亂狀況，使各界代表和廣大群眾進一步提高了政治覺悟，認識了代表會的性質、作用和意義，以及代表的職責，激發了其參政熱情。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均能根據群眾當前的迫切要求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事前通知各界代表，并通過他們在各界群眾中進行醞釀與廣泛征求意見”。①第四，各地每次召開各代會，都集中反映各地群眾的迫切要求，解決群眾最關心的重大問題，密切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促進了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與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比如，陽城縣第一屆各代會從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共召開過12次會議，實出席代表共2568人（次），除審查政府工作報告及討論各項生產任務外，還對植樹造林、屯積義倉、整修道路、興修水利、整理市容、評丈土地、春節娛樂、學習新婚姻法、反美愛國簽名、懲治反革命等各個時期的重大活動作出決議。

　　完成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階段。晉城地區各代會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工作開展較早，1951年4月上旬，晉城縣召開第二屆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高平縣召開一屆四次各代會，這兩個縣分別選舉產生了人民政府委員、縣長和副縣長，代行了人代會職權。4月26日，政務院發出《關于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的指示》，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也相繼對下一階段民主建政工作作出具體部署，指出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由地方各界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非常適合各地情況與人民要求的；強調各級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應向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提出報告，經代表會議討論、審查，并作出決定；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縣、市各界代表會議，應積極創造條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按照政務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部署，1952年7月，陵川縣召開二屆一次各代會。9月，陽城、沁水縣召開二屆一次各代會，分別代行了人代會的職權。同時，各村也相繼召開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村政權，確立了今后的生產與工作。至此，晉城5個縣及下屬各村，全部完成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工作，選舉產生出縣、區、行政村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人。截止1954年6月、7月各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為止（陽城縣推遲至1955年5月），除晉城縣召開過三屆12次各代會外，其余4縣分別召開過二屆共64次各代會（陽城、沁水分別召開過二屆17次、高平召開過二屆14次、陵川召開過二屆16次）。

　　晉城各縣政權建設和人民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在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通過對廣大群眾進行廣泛深入的民主教育和充分的思想發動，進一步促進了人民民主生活的擴大和民主自覺性的提高。據統計，各縣當時參加選舉的平均人數一般都達到了全體選民的70%以上，不少村莊達到了80%甚至90%以上。第二，由于每次各代會都以討論當時各項社會改革和生產運動為中心，并始終貫穿了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從而使各個階段的每一項政治斗爭任務與當時的經濟建設任務愈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加煥發與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和革命生產的積極性，保證了各項政治改革任務的勝利完成，促進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如，各代會集中廣大代表和群眾的智慧，普遍修改和補充了各地政府的生產工作計劃，減少盲目性，使之更加切合實際。第三，通過召開各代會，組織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及其工作人員實行經常性監督，加強了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瀆職行為的斗爭，促進了廉政建設，保持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第四，由于人民民主選舉了自己的縣長、村長及縣政府、村委會委員，更加密切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傊?，建國初期民主建政工作的深入普遍開展，不但有力地促進了遺留的各項民主革命任務的完成，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推動了國民經濟恢復發展，而且為以后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抗美援朝運動的掀起

　　新中國成立后，正當晉城各縣黨組織領導人民群眾全面落實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全面好轉而斗爭的時候，1950年9月，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悍然擴大朝鮮戰爭，并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瘋狂向北進犯，將戰火燒至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門江邊。美國侵略者多次出動飛機轟炸我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使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遭到嚴重威脅。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及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從此，晉城各縣同全國一樣，掀起了近3年的、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

　　從10月下旬開始，晉城各界群眾紛紛自發地舉行集會、座談會，或利用黨報黨刊、簽名等活動，憤怒聲討美軍的侵略行徑，誓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1月初，長治地委、專署召開專題會議，部署全區的抗美援朝運動。此后，晉城各縣的抗美援朝運動步步深入。整個運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大規模的宣傳發動階段。1950年11月，繼山西省和長治專署成立抗美援朝組織后，晉城各縣委亦相繼成立抗美援朝分會，并按照自內而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眾、由城市到農村的步驟，有組織地對廣大干部群眾進行思想教育和宣傳發動，教育廣大群眾“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認清美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破壞世界和平的罪行。宣傳教育的形式多種多樣，一是組織宣傳隊深入城鄉宣傳。為此各縣共培養了宣傳積極分子數萬名。晉城縣還舉辦了抗美援朝宣傳周，組織宣傳隊到南村、大陽、巴公、東溝、攔車、舍村、周村、犁川、柳樹口、高都等村鎮，向農民群眾進行大規模的宣傳。為了把宣傳教育活動引向深入，該縣還適時召開抗美援朝模范宣傳動員會，共有397名宣傳員參加會議，其中169名模范宣傳員，24名模范教員，15名模范干部，33個模范讀報組在大會上受到表彰，極大地鼓舞了宣傳隊員的熱情。二是不間斷舉辦動員會、學習會、座談會、時事講座會、回憶對比會、控訴會等，大造宣傳聲勢，同時利用擴干會、輪訓班、民校和冬學等形式使宣傳教育經?；?。各縣委把每天早上的文化理論學習改為時事政治學習，通過反復學習討論，宣傳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輝煌戰績，揭露反動派制造的謠言，聲討階級敵人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罪惡，打消干部中存在的輕敵麻痹思想。高平縣把遍布各村的冬學作為對農民進行經常性教育的主要場所，全縣有17萬群眾受到教育。1951年“五一”節期間，各縣相繼組織了有數十萬人參加的反美大游行。陽城縣分別組織干部、工人、知識分子、工商界、婦女兒童游行方塊隊伍，上至70多歲的老人，下到幾歲的兒童紛紛加入到游行隊伍行列。兒童們打出了“爸爸，美國佬來殺我們啦！”等極富宣傳色彩的標語。晉城、高平兩縣約有16萬人在和平公約宣言上簽名。各縣還普遍開展了反對美帝國主義重新武裝日本的全民投票活動，參加投票的群眾達80余萬人。三是利用中小學課堂大力宣講抗美援朝，以提高廣大中小學生的思想覺悟，進而影響更多的家長。四是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強化宣傳。黑板報、廣播筒、油印小報一齊上陣，把宣傳活動搞得生氣勃勃、有聲有色。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宣傳活動中，晉城各縣累計培訓派出宣傳員、報告員7000余名，建立宣傳站302個，建立讀報組1300余個，動用黑板報4000余塊，廣播筒3000余只，創辦民校2000余所。僅高平一縣訂報紙就達2365份，陽城、陵川二縣共成立讀報組40余個。在大張旗鼓的宣傳活動中，各級抗美援朝分會經常發出通報，強調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長期性，要求大家克服完成臨時任務的思想，保證了宣傳活動的持續深入。通過宣傳發動，使抗美援朝運動家喻戶曉，人人參與，廣大群眾的思想覺悟空前提高，社會各階層達到空前團結。

　　第二階段，為以實際行動為抗美援朝捐款優撫階段。經過從干部到群眾、從城市到鄉村連續數月的時事宣傳活動，全區約有70%以上的人民接受了抗美援朝的愛國教育。他們不但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而且以參軍參戰、捐款捐物、做好崗位工作的實際行動來支持中朝兩國人民的正義斗爭。1950年冬，晉高陽陵沁5縣青年積極響應縣委、政府的號召，紛紛要求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到朝鮮戰場參戰，全區約有5萬余名青年報名參軍。同時，所有的村、行業、群眾團體和機關學校，普遍訂立了愛國公約。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組織起來，主動為軍烈家屬耕地、鋤苗、挑水、送糧，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此外，各地群眾還積極為前線捐款捐糧及捐贈金銀首飾、毛巾、布匹等實物。據不完全統計，5個縣僅1951年3月至5月間，就為前線捐款捐物折合現款達30多億元（舊幣）。其中，晉城一縣捐贈的款物就可購買1架飛機。

　　第三階段，從1951年5月大游行后，各縣的抗美援朝運動遵照毛主席發出的“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偉大號召，開始進入普及深入及持久開展增產節約和生產競賽新階段。1951年6月，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華北分團及晉城各地的代表先后到各縣進行報告演講，5縣聽眾達10多萬人，進一步在群眾中掀起抗美援朝新高潮。通過宣傳引導，及時把群眾煥發出來的愛國熱情轉移到實際行動中，極大地調動起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和生產積極性。廣大農民你追我趕，迅速掀起勞動競賽熱潮，人人多種地、多收獲、多打糧，生產年年豐收，不僅滿足了前線的需要，而且對本地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歷時3年的抗美援朝運動期間，1951年至1953年，全區工農業生產總值分別較1950年提高了13.6%、24.1%和33.7%；糧食產量分別達到2.9億公斤、3.2億公斤和3.4億公斤，較1950年年均增長11.6%，棉花產量年均增長33.4%。所有這些成就，都是與抗美援朝運動中掀起的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節約運動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1952年2月，中國人民志愿軍歸國代表團和朝鮮人民訪華團來到晉城，先后在晉城、高平、陽城等縣作報告，直接聽講的群眾近10萬人，許多干部、工人、農民、醫生、青年聽講后，踴躍報名，強烈要求參軍到朝鮮作戰，有的要求到朝鮮工作。從1952年6月至1953年春，各縣干部群眾再次先后自發地捐款10余萬元，捐獻土特產品數萬件，寫慰問信萬余封。1953年4月，全省第二屆抗美援朝代表會議召開后，各地按照上級的要求，把抗美援朝運動堅持不懈地繼續開展，并作為推進各項實際工作的動力。

　　抗美援朝運動是一場規?？涨?、深入持久的群眾性的偉大愛國運動。它不僅直接支援了朝鮮戰場中朝兩國軍隊的作戰，還對這場戰爭的勝利從精神上和物質上起到了根本的保障。同時，朝鮮戰場勝利的捷報，有力地掃除了當時少數人殘存的崇美、恐美情緒，極大地振奮和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空前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政治熱情和愛國熱情，進一步增強了共產黨和新生共和國的威望和凝聚力，成為新中國建立初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推動各項工作的巨大動力。

　　四、鎮壓反革命和取締反動會道門的斗爭

　　1950年10月到1953年10月，在抗美援朝運動進行的同時，晉城各縣縣委組織全縣人民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取締會道門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場運動是根據黨的七屆三中全會部署有步驟地開展的，是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的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斗爭。正如毛澤東主席指出的：“鎮壓反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斗爭，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①。

　　晉城解放初期，各縣縣委和政府為了保衛民主政權，維護大后方的穩定和安全，曾嚴厲鎮壓了一批漢奸、國民黨特務及反動會道門骨干，登記、管教了一批國民黨特務和不法地主。鑒于當時的形勢，對與這些人有種種聯系的一般人員實行了寬大，對可能隱藏的敵人未進行深挖，這種做法對瓦解敵人、建立革命秩序和恢復生產，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當朝鮮戰爭爆發后，一些隱藏的敵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復辟的時機已經來臨，開始猖獗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制造謠言，涂寫反動標語，竊取政治軍事情報，破壞工農業生產，甚至殘害、暗殺干部群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各縣有形形色色的各種會道門組織18個，道徒達數萬之眾。特別是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與其它反革命組織緊密配合，通過傳播迷信，散布謠言，制造戰爭恐怖氣氛，誘騙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入道，煽動群眾對黨和人民政府不滿。凡此種種，嚴重地威脅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人民政權的鞏固。

　　面對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全面貫徹“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實行堅決鎮壓。山西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結合全省的特點，決定將重點取締一貫道和堅決打擊反動匪特、惡霸、軍政黨團骨干的破壞活動結合起來，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10月初，山西省委發出《關于取締會道門的指示》，從12月開始，晉高陽陵沁5縣根據省委統一部署，在全縣集中開展對“一貫道”道首、乩生、交通接線人員、內務員等人搜捕，10天之內，共抓捕上述各類人員60余名，破獲其暗室密道7處，繳獲、沒收大批反動文件與糧食等財產，給了一貫道以摧毀性的打擊。這次行動還基本摸清了各縣一貫道組織的分布狀況，5個縣約有一貫道道徒27000余名。11月30日，各縣縣委書記、公安局長、武裝部長赴長治參加長治地委召開的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部署取締一貫道、鎮壓反革命工作。會后，各縣均成立審處委員會，負責全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1年1月，晉城各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進入“挖根”階段。由于一貫道在各縣分布廣，道徒多，活動猖獗，且牽連的人員多，危害性極其嚴重。特別是其領導核心多是反革命分子，又被國民黨殘余勢力長期操縱和利用，因而具有濃厚的政治性、反動性和破壞性，成為城鄉社會治安的一大禍患。為打好取締一貫道這一仗，各縣根據省委“孤立打擊職業道首，登記分化一般道首，教育挽救被騙群眾”的指示精神，首先自內而外、自上而下進行了廣泛的動員，通過各種形式反復揭露一貫道的欺騙性和反動性。在此基礎上，5月13日，各縣同時召開規模很大的鎮壓反革命公審大會，參加的群眾達20多萬人。高平縣公開逮捕了4名一貫道道首，并組織群眾在公審大會上對一貫道反政府反人民的罪行進行控訴。這一重拳出擊后，有效的震懾與分化了敵人，教育了廣大群眾，使登記退道工作迅速開展起來。截至5月底，全縣的1400余名一貫道徒全部退了道。晉城縣不斷加大對一貫道的清查力度，對357名大小道首進行了嚴格的審查，繳獲道書142本，道圖62張。陽城、陵川、沁水縣的取締工作也在公審大會后有條不紊進行。截止1951年底，全區2萬余名一貫道徒大都經教育自覺申請退道。至此，一貫道在晉城地區各縣的龐大組織體系基本被摧毀。

　　在大力取締一貫道的同時，開始清理反革命積案和偵破各類現行反革命案件，嚴厲打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各縣政府正式成立由公、檢、法及監察機關負責人組成裁判委員會，負責積案的清理工作。1951年5月，僅高平縣人民政府收到的群眾口頭控告與檢舉信多達482件，縣公安局乘勝追擊，一舉破獲了美蔣特務在陳土區組織的“反共救國情報隊”一案，先后逮捕特務案犯45人，反動黨團骨干15人，反動道首24人，不法地富分子30人，取締反動會道門18個，基本上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姬鎮魁的殘余勢力，全縣共拘捕反革命分子114名，處決6名。晉城縣及時公審了反革命分子牛文燦、孫振海。二犯在解放前屠殺和殘害群眾，解放后仍死不悔改，繼續造謠生事，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實為罪大惡極。根據黨的政策和人民群眾的強烈要求，經請示地委，兩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陽城縣多次召開公審大會，對數百名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土匪、反動會道門頭子等進行了堅決鎮壓，共查處反革命分子385名，處決142名。沁水縣2萬群眾集會，公審鎮壓了以郜作藩、馬玉珍等為首的反革命罪犯。經過連續9個月的斗爭，到1952年上半年，各縣的反革命殘余勢力受到嚴重打擊。之后，各縣縣委進一步要求廣大干部群眾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保持清醒的頭腦，繼續深挖和追捕潛伏隱蔽和分散流竄的反革命分子。如1953年3月20日，晉城縣一舉摧毀“一心天道龍華圣教會”反動會道門組織，陵川縣一舉破獲“中國國民志愿軍”反動組織。同時，加強了對民兵武裝工作及公安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各級治安保衛委員會，將防奸防匪工作經?；?，鞏固鎮反斗爭勝利成果。到1953年6月，除少數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尚待抓捕外，全區鎮壓反革命掃尾捕捉任務基本完成。據不完全統計，5個縣共抓捕各類反革命分子2400余名，其中判處死刑者近百人，判處有期徒刑者600余人，先后對近2000名犯一般罪的反革命分子給予了管制改造。鎮壓反革命的勝利，有力配合了抗美援朝運動，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保障了群眾安居樂業，使晉城各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為業已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五、各項社會改革工作的進行

　　晉城解放后，雖然各縣均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但煙、賭、娼等舊社會遺毒依然存在，文化教育體制落后，司法不健全，大量封建殘余的存在等，都成為建立新民主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制度嚴重的障礙。為此，黨在領導人民群眾深入開展民主建政、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的同時，為進一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為徹底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把各項社會改革工作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ㄒ唬┙?、禁賭、禁娼及破除封建迷信

　　吸毒、賭博、嫖娼和封建迷信，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丑惡現象，嚴重地毒化了社會風氣，破壞了社會秩序，危害了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據山西省公安廳的統計，1950年晉城地區約有吸食毒品的煙民近五千人，制毒販毒者400余人，有數十個村種植罌粟，多數隱藏在陵川、沁水、陽城等偏僻山村，其中，一些地方煙民、毒販占整個人口總數的近4%。由于吸毒，導致許多煙民形色枯槁，傾家蕩產，賣兒鬻女，流離失所，淪為乞丐、盜匪、娼妓，危害社會。晉城解放初，一些城鎮的妓院雖然被明令關閉，但嫖娼賣淫的現象仍未徹底取締，聚眾賭博仍然十分嚴重。資料顯示，1950年全年各縣破獲的刑事案件中，毒品案約占近20%，賭博、賣淫等引發的案件約占50%。如不對這些社會丑惡現象進行堅決取締，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新秩序就會成為一句空話。為此，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堅決執行中央和省委的決定，把禁毒、禁娼、禁賭，破除封建迷信作為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重要措施狠抓不放。

　　在禁絕煙毒方面，各縣人民政府根據政務院發布的《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相繼制定出適合當地實情的禁止煙毒的具體辦法，成立以公安機關為主的查禁煙毒委員會和戒毒所，下達鏟除罌粟苗，禁絕毒品作物種植的命令，從源頭上開展禁毒。加大對制毒販毒案件的查處力度，對毒販該抓捕的抓捕，該判刑的判刑，該改造的改造，特別是嚴厲查處了一批制毒販毒案件。接著，各縣又相繼發出《關于在生產運動中改造賭徒、煙民、二流子的通令》，要求各區各村必須發動群眾力量，造成強大的社會輿論，促使賭徒、煙民和二流子限期戒除惡習，參加生產勞動。各地的《通令》大致有以下一些內容：一是加強區、村領導，指定專人負責；二是利用當地正反兩方面典型事例，廣泛開展教育；三是注意思想改造，克服單純強制勞動，適當運用獎勵與批評的辦法；四是允許煙民、賭徒的父母、妻子有限制其變賣資財的權利；五是對個別屢教不改的賭徒、煙民，必要時可酌情懲處。由于領導重視，群眾擁護，措施得力，各縣的禁毒禁賭運動很快收到了明顯的成效。經過短短3年的不懈努力，到1952年底，為害百年、屢禁不絕的煙毒在晉城基本被肅清。

　　在禁娼方面，晉城各縣早在1945年剛解放就明令封閉所有妓院。新中國成立后，針對各地仍然存在的暗娼賣淫現象，各地公安機關一方面集中行動，將妓女暗娼送到教養院集中改造學習，另一方面發動群眾檢舉揭發，組織開展訴苦運動，啟發她們自我改造思想。同時為她們醫治性病，組織其參加生產，學習技藝，使大多數人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并擇偶成家，過上正常人的生活。經過幾年努力，很快禁絕了這一綿延數千年的丑惡現象，社會空氣得到根本凈化。

　　在禁賭方面，一方面在各縣城鄉廣泛張貼布告，明令禁止賭博，堅決取締、封閉賭場，沒收賭資、賭具，嚴厲懲處借此謀利的惡霸、賭棍；一方面廣泛深入地教育、幫助嗜賭者提高認識，自覺戒賭，取得顯著成效。

　　在禁毒、禁娼、禁賭的同時，針對許多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中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活動進行了大破除。如1949年12月，高平四區的龍泉、董莊、沙壁等20多個村的農民聽信“閏年不敢種牛痘”的迷信說法，拒絕種牛痘，致使該地天花病流行，害天花的兒童達300多名，其中31名兒童因此死亡。針對這種情況，高平縣委、縣政府派大量人員前往該地，反復向農民群眾進行宣傳。在血的事實面前，農民群眾終于清醒過來，自覺接種了牛痘。

　　晉城城鄉在建國初期開展的禁毒、禁娼、禁賭、破除封建迷信等工作，不僅是當時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成為當時最成功的社會改造范例。這一系列改革的勝利，有力地掃除了舊社會的丑惡積習，肅清了封建主義的遺毒，不但對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和人民民主政權的鞏固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新的民主風尚的形成，對黨和人民政府威望的提高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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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封建的婚姻制度根深蒂固，晉城解放初干涉婚姻自由、包辦買賣婚姻的現象還普遍存在，迫害和虐待婦女的事件時有發生，男尊女卑的舊婚姻觀念嚴重妨害著婚姻平等，影響著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群眾的生產生活。為了建立同新的社會制度相適應的婚姻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1日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橐龇鞔_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維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毙禄橐龇ǖ念C布和實施，是家庭生活的一次革命，也是中國人民反封建斗爭的一項重要成果。

　　婚姻法頒布后，晉城各縣根據省、地委的指示，在群眾中進行了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h委要求各級各地“廣泛地宣傳婚姻法，力求家喻戶曉”，“每個黨員必須首先以身作則，領導群眾向任何封建的落后的思想和習慣作斗爭”。①首先，組織司法、民政、婦聯、青委會、宣傳部及有關單位的干部，認真學習《婚姻法》，讓干部吃透《婚姻法》的新精神。其次，召開大、小會議，培訓鄉村宣傳員，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大肆宣傳貫徹《婚姻法》。同時，結合實際案例對廣大群眾進行《婚姻法》教育。各縣還把一些同《婚姻法》相關的典型案例編印成小冊子，通過農村冬學、民校向群眾宣傳，千方百計提高農村男女青年的覺悟，鼓勵他們追求婚姻自由，反對父母包辦代替，大膽同舊的婚姻制度作斗爭。

　　但是，宣傳貫徹新婚姻法初，在廣大農村，特別是山區和新解放的城鎮，阻力很大。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落后心理，散布種種流言蜚語，干擾破壞婚姻法的實施，說什么“婚姻法是離婚法”，“三月份是離婚月”，“三八節是離婚節”；一些人針對群眾頭腦中殘留的“一馬不備雙鞍，一女不嫁二男”的舊觀念，誣蔑“離婚是敗壞祖上門風”；一些人看不慣社會新風尚，把自由戀愛誤解為亂搞，把婚姻自由說成是歪風；一些人胡說什么婚姻自由是干部和學生的權利，同勞動人民不沾邊；更有一些法制觀念淡薄的人，無視《婚姻法》的存在，繼續肆意干擾男女婚姻自由，歧視打擊婦女再婚。1952年前半年，據陵川、沁水二縣統計，就發生了十幾起因婚姻問題而致命的案件。針對這種情況，各縣根據中央、省、地委的指示，從1952年冬開始進一步加大婚姻法宣傳貫徹力度，把1953年3月確定為“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集中掀起一場貫徹婚姻法的群眾運動?！斑\動月”開展之前，各縣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工作，一是組織縣委、縣人民政府的機關干部再次下鄉宣傳貫徹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縣委、縣人民政府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認真檢查基層干部群眾對婚姻法的認識與態度；二是成立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加強對貫徹婚姻法運動的領導；三是召開縣、區、村干部、黨委宣傳員、積極分子會議，統一骨干的思想；四是大量培訓婚姻法宣傳員，先后有5200余名宣傳員得到系統訓練?！斑\動月”開展后，各縣運用一切宣傳工具，采用各種有效形式，在廣大農村向人民群眾講解《婚姻法》的性質、目的和意義，幫助群眾端正對《婚姻法》的認識，宣傳舊的婚姻制度的危害性，千方百計解除群眾的誤解、顧慮和恐慌，戳穿謠言的荒謬性，安定民心。在此基礎上，從解決群眾的各種家庭婚姻糾紛入手，嚴厲懲處破壞男女婚姻自由，侵犯婦女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經過一個月的努力，全區受教育人數超過50%，大體上達到了每戶至少有一人受到教育的預期目標，使婚姻法基本上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經過持續不斷的深入宣傳，新的婚姻法在晉城地區得到較好的貫徹，從而引發了全區城鄉婚姻制度的改革。其表現在：一是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腐朽本質，摧垮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對男女婚姻的束縛，樹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觀念，制止了買賣婚姻，杜絕了早婚、童養媳現象；二是婚姻自由保證了家庭和睦，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積極性的高漲，全區近20萬個婦女全勞力，參加勞動的達到近15萬人，占三分之二以上；三是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過去自由戀愛被人歧視，現在男女談心、男女戀愛成了光明正大的行為，受到羨慕和稱贊。據山西省當時的抽樣調查，晉城縣20個村的200對新婚夫婦中，自主婚姻率達到80%以上；四是出現了不少模范夫婦和模范家庭。據1953年晉城縣統計，全縣共有模范家庭1025戶，模范夫婦978對，和睦家庭1027戶。這些事實表明，經過宣傳貫徹婚姻法，舊的封建婚姻制度在晉城基本被摧毀，新民主主義的婚姻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在宣傳貫徹婚姻法的過程中，晉城各縣還開展了禁止婦女裹足運動。婦女裹足是舊中國一種十分丑惡的現象，也是一種摧殘婦女健康的非人道行為。辛亥革命后，婦女裹足就遭到明令取締，但直至全國解放后，在晉城尚有部分落后的山區仍然存在強迫婦女裹足的現象，嚴重危害了婦女的身心健康， 妨礙了婦女參加生產勞動。1952年5月，晉城各縣人民政府相繼發布《禁止婦女裹足的指令》，要求：第一，要在愛國豐產與貫徹《婚姻法》運動中深入進行反封建思想教育，啟發婦女起來為自己的合法權利而斗爭；第二，責成區、村政府于本月15日前，協同區、村婦聯會成立禁止婦女裹足檢查組，不斷反復進行檢查，實行強制放足；第三，對個別抗拒禁令，強迫婦女裹足者，應先令其討保具結，認真悔過，保證不犯，否則，立即送交縣人民政府給予嚴懲；第四，各村要在民?；蜃x報組認真組織討論，從思想上根本解決婦女裹足問題。指令發出后，各級各地成立檢查組，深入所有鄉村督促檢查，很快使這一封建惡習得到根除，極大地解放了婦女勞動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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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城作為革命老區，人民司法機構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就已隨著民主政權而同時建立起來。1950年5月后，各縣人民政府司法科分別改建為縣人民法院。之后，又相繼成立人民檢察院。在解放初期的幾年中，各級司法機關在保衛人民政權，掃除舊社會遺毒，維護社會穩定和處理人民內部糾紛等各項工作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特別是“三反”、“五反”運動開展后，各縣公安、司法系統在以下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問題：首先，解放后留用的一些舊司法人員普遍存在舊法觀點和舊司法作風，有的思想反動，品質惡劣，貪贓枉法，包庇罪犯，甚至一些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經不住舊司法人員的拉攏腐蝕，居功自傲，違法亂紀，蛻化墮落。這些人新舊法律界線不清，敵我不分，有的包庇縱容反革命和刑事犯，誣陷無辜群眾，以致造成嚴重后果。其次，少數司法人員利用職權，隨意抓捕，濫施刑罰，不走群眾路線，忽視調查研究，關門審訊，主觀臆斷，致使錯案冤案時有發生。再次，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衙門作風嚴重，遇事推諉，不負責任，許多案件長期不問，久拖不決。這些都嚴重影響了黨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影響了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順利貫徹和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對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6月決定在全國司法系統開展一場司法改革運動，目的是徹底整頓與改造各級人民法院和公安、檢察機關，使之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作風上純潔起來，真正成為維護人民利益、行使人民民主專政的有力武器。

　　1952年9月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作出《關于徹底整頓與改造司法工作的決定》。晉城各縣的司法改革由此逐步展開。運動開始前和展開后，各縣多次召開會議，層層宣傳動員，反復強調司法改革是全黨一項重大而迫切的政治任務。運動前后一般都經過3個階段。先是組織司法人員及群眾代表學習有關文件，批判舊法，學習新法，提高認識；接著由領導帶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問題，明確責任，采取內部檢查和群眾揭發相結合的方法，審查有問題的司法工作人員，實事求是地分別予以組織處理，同時清理歸案、積案；最后進入組織整頓階段，調整司法隊伍結構，加強司法機關的組織機構建設，改進工作方法，制定和實行新的工作制度并處理好冤錯案件。全區直接參加這次運動的司法、檢察、公安和民政干部及部分群眾團體的代表共500余人，揭發出各種問題近五千件，其中群眾檢舉揭發的約占40%。運動期間先后召開改判大會20余次，糾正錯判案件40余件，受到司法教育的干部群眾達40余萬人。這次司法改革先后歷時3個多月，于1953年1月初結束。主要成績是：第一，系統地揭露與批判了舊法觀點、舊司法作風和司法部門的各種違法亂紀行為，劃清了新舊法律的界限，明確了人民司法的方向，發揚了民主，教育了群眾，密切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第二，清除了一部分蛻化變質分子，充實了一批工農優秀分子，司法隊伍進一步得到純潔，司法機構得到加強和健全。同時，檢查出一批冤假錯案件，并給予公開平反昭雪，維護了司法公正形象。第三，教育提高了廣大司法干部，徹底改變了舊的衙門作風，建立起人民的司法制度和新的工作作風，加強了司法人員為人民服務思想和意識，奠定了人民司法建設的良好基礎?？傊?，通過司法改革，使人民民主的專政工具得到加強，從而為經濟和社會各項建設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證。

　?。ㄋ模┪慕淌聵I改革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解放初期，盡管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黨組織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長期封建思想的束縛和多年戰爭的破壞，晉城的文化教育事業仍十分落后。據1949年底統計，全區9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學齡兒童的入學率不達50%。全部在校中小學生僅有77522人，只占到晉城人口的7.6%。新中國成立后，各縣縣委為扭轉這種狀況，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本著教育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總方針，從1951年開始，對各地舊的文化教育制度進行了全面的調整與改革，努力使教育適應本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主要措施是：第一，廢除舊的學校管理制度，由政府接管所有的私立學校，確立黨對學校的全面領導。成立由校領導、教職工和學生代表參加的校務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取締一切反動組織在學校的活動，建立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組織，貫徹教導合一的方針，加強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進行學制改革。按政務院關于學制改革的決定，從1952年秋季起，全區小學學制一律改為五年一貫制，取消原來沿用的“四二”分段制，使工農子女受到完全小學的教育；中學實行“三三”學制，即初中、高中修業年限各為3年。第三，進行課程改革。刪除帶有封建色彩的課程，開設政治常識、時事教育等內容，加強對學生的基礎教育。第四，適當照顧貧困家庭子女上學。如高平縣1952年制定的《小學收繳學雜費辦法》，本著普遍輕收、少數減免的原則，高小學生每年每人收米20斤，初小學生每年每人收米10斤，分兩次收繳，前半年隨夏征收繳半數，后半年隨秋征如數繳清。此項收入納入地方財政，由縣里統籌統支，頂抵學校經費開支?！掇k法》規定凡入學學生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可根據家庭經濟狀況，減收或免收學費：烈、軍屬及革命殘廢軍人的子女；享受人民助學金的高小學生；小學教師的子女；災區群眾的子女；特別貧困家庭的子女。減免對象初小學生由群眾評議，村人代會通過；高小學生由村出據證明，學生評定。各村及各學校，應將學費減免學生的花名冊，報縣審批。沁水縣針對農村人口居住分散的情況，因地制宜辦起輪回小學，如在吳家溝開辦3所輪回小學，解決了38個自然村兒童上學難的問題，受到省、地委表彰。

　　上述教育改革措施的實行，對推動晉城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52年底，全區學齡兒童入學達117270人，比改革前增長51%，占應入學兒童人數的80%多。與此同時，干部、農民、工人的掃盲識字工作也得到加強，各縣均成立了在職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吸收小學和小學以下的干部入校學習。為提高掃盲識字的效率，在職工和農民參加的民校中，還推行了“祁建華速成識字法”。據晉城縣1951年冬統計，共建立民校813所，常年參加民校文化學習的農民達5萬余人，在沒有條件建立民校的15戶以下的自然村，共建立識字組288個。此外，還組織了691人的義務教員，分赴全縣各個農村進行掃盲。高平縣有數以萬計的農民、工人和機關干部，通過民校、冬學和讀報組，很快摘掉了文盲和半文盲的帽子，為此受到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醫療衛生方面，為扭轉醫療條件落后，群眾缺醫少藥，治病防疫難的局面，各縣集中人力財力，在多數鄉鎮組建起衛生保健站，在村辦起醫療所。同時，大力開展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晉城縣東四義村村民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徹底消滅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的號召，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以“五滅”（滅蚤、滅虱、滅蠅、滅蚊、滅鼠）、“四凈”（人凈、家凈、院凈、街凈）為主要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成為全縣、全省，乃至全國愛國衛生的典范。由于成績顯著，1952年12月，該村在全國第二屆衛生工作會議上，被評為全國乙等衛生模范村，獲得了由毛澤東親筆題詞的“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錦旗一面。

　　這一時期，全區還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和安排，有步驟地對文藝、科技制度進行了整頓和改革，促進了這些社會文化事業全面協調發展，對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發展社會生產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各項社會改革進行的同時，各縣在此間還對知識分子開展了一次集中的思想改造運動。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①新中國成立初，晉城絕大多數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是愛國的，愿意為新中國服務。但他們之中由于長期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影響，對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和政策還缺乏了解；一部分人存在濃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封建買辦主義思想，階級界限不清；甚至有少數人對新社會不滿。對此，各界采取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具體措施和辦法是組織他們參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社會活動，使其在實際斗爭中接受教育和鍛煉；引導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自我教育和改造。從1952年底開始，晉城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重點在教育界進行，各縣成立教職員思想改造委員會。1953年春，各學校組織教員開展了一個多月的政治理論學習。7月中旬，集中開始思想改造運動，大體經過思想動員、總結教學工作、檢查個人思想、發揚民主改進學校領導工作等4個階段，歷時約兩個月，于9月中旬結束。1954年暑期，又對部分未參加運動的教職員開展了思想改造補課，使整個教育界知識分子普遍接受了這次運動的洗禮。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使廣大知識分子基本上清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劃清了敵我界限，提高了愛國主義覺悟，開始樹立起正確的政治觀點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次思想改造運動盡管一些地方要求過急過高，方法簡單粗糙，也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感情，但總體來說是積極有效的。

　　六、整黨整風運動的開展與黨的自身建設的加強

　　1945年以來，隨著抗日戰爭勝利而取得執政地位的晉城各級黨組織，黨員數量迅速增加，到1949年底，5個縣已擁有黨員27000余名。

　　作為革命老區，晉城的黨組織具有光榮的歷史，曾經受過長期國內革命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考驗，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組織上比較鞏固，具有很強的戰斗力。解放以后雖然自身的地位、任務和工作重點發生了變化，但絕大多數黨員都能夠遵循黨的教導，牢記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時刻警惕敵人“糖衣炮彈”的襲擊，在各條戰線上都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

　　然而，黨的基層組織也確實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由于全國革命的勝利，由于組織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大批新黨員還未來得及接受有計劃的培訓和教育，其中很多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仍然十分嚴重，還有極少數投機分子乘機混入了黨內。就是在老黨員之中，以功臣自居的情緒也導致部份人的思想意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有些人驕傲自滿，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有些人貪圖享受，不思進取，不愿再過艱苦的生活；有些人錯誤地認為，民主革命勝利就是“革命到了頭”，從此思想麻痹，斗志松懈，工作滑坡；有些人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考驗，在資產階級的進攻面前繳械投降，蛻化變質。反映在工作作風上，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享樂主義開始露頭，多吃多占、營私謀利、貪污腐化、違法亂紀的現象開始在黨員干部身上出現。雖然說這些問題在黨內尚未占主導地位，但卻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的戰斗力，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這就充分說明，克服和糾正黨在思想上、作風上和組織上不純的問題已迫在眉睫，否則就會嚴重地影響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妨礙新時期黨的任務的完成。正是在這種形勢下，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全軍進行大規模整風運動的指示》，及時作出了整黨的決策。5月中旬，山西省委制訂出全省《整黨整干計劃》。隨后，長治地委進行了安排部署。根據山西省委、長治地委的部署，從1950年6月中旬開始，晉城各縣自上而下展開一場大規模的整黨整風運動。這次運動的時間較長，從1950年6月到1955年春，歷時近5年，前期以整頓黨的干部作風和基層組織為中心，后期以整黨建黨為重點。

　?。ㄒ唬└刹空L和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整頓

　　1950年6月中旬，晉城各縣區以上主要干部到省委黨校和省行政干校參加集中培訓，提高思想政策水平，并分析本地黨組織在政治、思想、作風、組織上存在的主要問題。培訓結束后，逐步展開當地的整風運動。初步部署是，在當年的秋季之前，首先整頓好縣區黨政機關干部的作風，然后從冬季到次年春，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農村、廠礦等基層黨組織作風的整頓。運動大體分為學習文件、忠誠坦白、審查處理三個階段，主要采取由上而下逐級召開干部整風會議的辦法。在認真學習中央指定文件，提高思想認識的基礎上，黨員干部帶頭檢查本人的思想作風和執行政策情況，然后經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梳理出問題，再針對問題制定出具體的改進辦法，最后進行個人思想鑒定。各縣整黨整風運動開始后，大部分干部的態度比較端正，能夠實事求是、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從治病救人、改進工作的目的出發，大膽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但也有一部分干部的態度不端正，思想有顧慮。比如，一些有缺點錯誤的干部懷著恐懼心理，怕挨斗，怕丟面子，檢查問題不深入；一些干部認為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己無關，都是當官的事，參加運動不積極。針對這些問題，各縣縣委加大思想動員的力度，反復強調了行政機關整風的目的、意義和方針，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在整風中應以身作則，帶頭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模范，其他同志亦應自覺檢討自身的問題，大膽給領導提意見。經過反復動員，很快消除了部分干部的思想顧慮，使其積極投入到整風教育運動中。到12月下旬，晉高陽陵沁5個縣所有區以上干部，全部參加了分期分批集訓，接受了整風教育。整風中，各級干部聯系工作實際，認真檢查總結，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主動坦白承認了自己在政治、思想、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深刻剖析了原因，提出了改進方法，初步地建立起了機關黨的各項規章制度。通過干部整風，多數黨員干部克服了消極“退坡”思想，提高了思想政策水平，改進了領導和工作作風，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

　　1950年10月，晉城各縣縣委按照省委《關于今冬明春農村整黨工作的指示》，相繼成立各級整黨辦公室，具體部署開展農村整黨工作。農村整黨的方針是，提高農村廣大黨員的覺悟程度，克服農村黨員干部中存在的命令主義、特權思想及其它不良傾向，嚴密黨的組織，嚴肅黨的紀律，增強黨的團結，密切黨群關系，正確貫徹黨的政策，加強黨對農村的領導。農村整黨的重點是整頓一類、二類黨支部，“把70%以上的基層黨組織提高一步、前進一步”。①大致步驟是結合集訓黨員整頓支部，集訓一批，整頓一批，分批完成黨員的整訓計劃。時間初步安排為一冬一春。1950年11月17日，晉城縣委召開整黨工作會議，安排全縣的整黨工作，成立由縣委委員組成的整黨總支委員會，下設整黨辦公室。各區委設立分支委員會，并按各分支委員會的人數具體劃分小組。整黨分三步走：第一步學習文件，分支討論，進行自我檢討；第二步以小組為主召集會議，進行分析、批判、審查、登記，最后做出小組鑒定；第三步由小組和分支作出處理結論，經總支審查存檔。在整黨過程中，注意結合兼顧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生產等運動進行，制定了確保三大運動順利開展的計劃。其余各縣也按照上述步驟，“寧慢勿亂，穩步前進”。一些縣還邀請黨外人士或群眾代表列席支部會議，提出意見和建議。至1951年3月，歷時一冬一春的農村整黨運動基本結束，全區50%以上的黨員接受了培訓，45%的農村支部得到整頓，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由此呈現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ǘ┱h建黨運動的深入開展

　　1951年2至3月，中共中央決定用3年時間，對黨的基層組織進行一次有計劃、有準備、有領導的普遍整頓。同年10月，山西省委下發《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工作計劃》，對全省黨的組織整頓作出安排部署。晉城各縣根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于1951年7月上旬至11月下旬，著重從4個方面開展了整黨前的準備工作：第一，傳達整黨決議。7月間，各縣陸續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自上而下地傳達討論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和省委組宣會議精神，學習了共產黨員的八項條件，總結了過去的整黨工作。第二，訓練整黨干部，制訂整黨計劃。在此期間，各地共挑選了400余名經過考驗、作風正派、有整黨建黨知識和能力的干部，分兩期到省委黨校和地委黨校進行學習整訓。同時，各縣結合各自實際，訂出了本地的整黨計劃。第三，集訓黨員，方法仍然是訓練一批、整頓一批?？h委訓練班重點集訓黨內積極分子和較好的黨員，一般黨員的訓練則主要在基層支部中進行。第四，進行典型試驗。全區共選擇19個農村支部進行整黨試驗。這次整黨建黨是去冬今春整風運動的深入和延續，其目的是通過對黨員加強共產主義教育和黨綱黨章基本知識的教育，進一步克服黨內的各種消極思想與不良作風，純潔黨的組織，保證黨能夠有力地領導與團結廣大群眾，在新時期勝利完成各項建設任務。為切實搞好這次整黨建黨，各縣委相繼制訂了適合當地情況的計劃要求，概括起來主要有：強調在整黨中必須重視對支部的調查研究，正確分析與估計黨組織的情況；必須把對黨員的共產主義與黨的基本知識教育放在整黨工作的首要地位；必須依靠黨的內在力量，從思想上、組織上發揚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使整黨成為有領導的自覺行動；必須注意克服降低黨員條件，不認真進行艱苦的教育工作和積極的思想斗爭的右傾偏向，同時又要防止把黨員條件提高到不適當的程度，用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方法去教育黨員，或采取懲辦主義的方法對待黨員的“左”傾偏向。

　　12月上旬，大規模的整黨建黨運動經5個月的準備全面展開。這次農村整黨主要是在尚未整頓過的支部中進行，規定利用3個冬春季分期分批整完。機關、學校支部則要求于1952年6月前全部整頓完畢。學校的整黨采取集訓的方式，分別在寒假和暑假期間進行。這次整黨一般分為四步走：一是思想教育階段。這是整黨的中心環節，重點是組織黨員學習中共中央的整黨文件和黨員的八項條件，在黨內普遍開展共產主義和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明確自己的努力方向。二是黨員登記階段。即每個黨員須向黨表明是否有決心按照黨員所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繼續做一個共產黨員，如有決心則在規定的時間內主動登記，并詳細坦誠說明自己的歷史、政治經歷及思想作風情況；如沒有決心或因其他原因自愿退黨者，則不進行登記。三是審查鑒定階段。黨員登記后，要在黨的小組會上進行對照檢查，隨后支部大會對每個黨員進行審查，并作出書面結論，最后由會議表決通過。四是組織處理階段。根據對黨員的審查鑒定，發動黨員討論，本著“與人為善、治病救人”、“思想檢查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把黨員劃分為4種情況，分別作出不同的處理，報上級黨委批準。對符合標準的黨員要求繼續努力；對有較嚴重毛病的黨員，批評教育，保留黨籍，幫助改造；對落后分子，勸其退黨；對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堅決予以清除。晉城縣參加第一批整頓的二類黨支部共45個，黨員1432名。清查結果顯示，有特權思想、自私自利嚴重的黨員有75人；命令主義作風嚴重，群眾極不滿意的黨員有170人。高平縣參加第一批整頓的黨支部共56個，黨員1371名。其中有15名投機分子、不純分子被清洗出黨，11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受到了留黨察看的處分，24名黨員不予登記，69名不夠條件的黨員被請了出去。同時縣委將在整黨中表現突出的155名優秀黨員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

　　全面整黨開始后不久，各地相繼開展了“三反”運動，此后，整黨即逐步轉入與“三反”運動相結合的階段。各縣分別選擇了一些不同類型的村莊，進行“三反”整黨試驗。經試驗發現，各地農村隨著土改后農業生產的恢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黨員的思想、作風等各方面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新變化。一是部分黨員盲目追逐個人利益，滋長了嚴重的剝削思想。如有的黨員在互助組不遵守等價互利的原則，對群眾變相剝削。二是不少農村黨員干部存在貪污浪費現象。三是強迫命令、單純任務觀點、不走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仍然在農村黨員干部中相當盛行。四是由于黨內不純，有些地方出現了干部利用職權壓制民主、報復群眾、敲詐勒索、包庇受賄、拖欠抗交糧款等嚴重違法亂紀行為。五是部分農村黨的組織存在嚴重的渙散現象，其中有的村莊竟然由非黨干部擔任黨支部書記，有的支部5年來未開黨員會議。針對這些問題，從1952年11月中旬開始，各縣組織近千名整黨骨干深入農村，掀起整黨運動高潮，強調要把“三反”與整黨“完全互相滲透和融合在一起”。在縣區級機關，整黨著重總結工作，整頓組織，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部分黨員干部的貪污、浪費、腐化墮落行為；在工礦企業，著重清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舊的勞動態度；在學校整黨，著重清除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小資產階級思想；在農村整黨，著重克服部分黨員的消極“退坡”思想和“剝削傾向”，克服強迫命令主義作風和各種違法亂紀行為，糾正一些黨組織存在的黨不管黨的現象。1953年春，全區機關、學校、廠礦基層黨組織的整黨工作基本完成。1954年12月，農村結束整頓的支部達到1363個，占農村黨組織總數的87.6%，其中經整頓好的支部占已整頓支部數的97.9%。1955年春，全區農村基層黨組織普遍完成集訓整頓，整黨運動基本結束。從1951年至1955年開展的整黨整風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后，晉城黨組織在中央、省、地委領導下，進行的一次自我完善的運動。通過這次運動，提高了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改善了黨的工作作風，密切了黨群關系，清除了壞分子，純潔了黨的隊伍，增強了黨的戰斗力，使黨的執政能力得到全面加強，為晉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任務的完成，提供了扎實可靠的組織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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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