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

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新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晉城全區總計2.5億元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總產值為2.3億元，占90.6%；101萬總人口中，農業人口達99萬，占97.6%。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全面恢復飽受戰亂的國民經濟，特別是迅速發展農業，解決絕大多數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

　　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晉城各縣為了解決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普遍缺乏的問題，黨組織和民主政府就帶領廣大農民群眾，響應中共中央和太岳、太行區黨委的號召，走組織起來的道路，創造出以農業生產互助組為主要形式的集體勞動組織。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農民組織起來進行生產互助的積極性更加高漲，互助合作運動有了更廣泛的開展，到1949年底，全區各種形式的互助組發展到1.3萬個，入組農戶17.7萬戶，占全區農戶總數的70%。

　　這一時期農業生產互助的組織形式大致可分為長期互助和臨時變工兩種。長期互助組的主要特點：一是有領導，一般有組長，有黨員或積極分子做骨干；二是有制度，大多有較細密的等價規定及合理的記工折工等項制度；三是有計劃，一般既有全年的各項計劃，又有每個階段的具體生產計劃和生活安排；四是農副業結合，能夠充分發揮半勞力與輔助勞力的作用。這種互助合作形式雖然只占當時互助組總數的10%左右，但由于其比較固定，利于擴大生產，所以，入組的戶數增加較快。臨時變工性質的互助組是完成帶有緊急的季節性農活的最好組織形式，其主要特點是工撥工，不記賬，一般沒有組長，有活則集中，無活則分散。由于這種形式靈活性大，又適合農民習慣，所以，當時加入這一形式的農戶數量大。

　　但到1950年初，晉城許多農村農業生產互助組出現了渙散、萎縮以至部分解體的現象。如陽城縣1947年全縣組織起來的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70%－80%，可是據1950年的不完全統計，組織起來的勞動力僅占勞動力總數的不到30%。另據沁水、陵川一些老區的調查，農業互助組和入組農戶均比建國前減少。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一是隨著戰爭的結束，人力、畜力戰勤支差大量減少，原來那種為解決勞力畜力困難而組織起來的勞動互助組已經不能滿足農民新的要求。農民的生產要求已由過去的快種、快打、快收、快藏轉變為精耕細作、發展生產、增加收入。二是隨著社會的穩定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階級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據對陽城町店和后則腰村的調查，1950年與1946年土改前相比，土地產量增長44.6%，手工業增長了13倍，農民購買力平均增長56%。富農戶由2戶增至6戶，中農戶大量增加，占兩個村總戶數的47%。新產生的中農中，對個體生產的積極性比較高，愿意自由發展，不愿互助合作。此外，一些地方少數干部在工作作風上的命令主義、形式主義或放松領導也是造成互助組渙散、解體的原因之一。

　　分散的小農經濟雖然容易調動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存在著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如勞畜力無法做到合理安排，難以擴大生產等。為了克服小農經濟的自發傾向，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在全省首次黨代表會議上，提出“把互助合作與新的技術日益密切地結合起來，是互助合作運動新的發展方向”，要求各地“組織起來與技術相結合，與供銷合作相結合，與副業相結合”，充實互助組的經濟活動內容，以適應農村新的形勢和滿足農民發展生產的要求。2月，中共長治地委召開第二次黨代表會議，地委書記王謙在所作《如何貫徹執行省委一九五O年方針與任務的報告》中指出：“生產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一切工作都必須圍繞著這一中心任務去進行?！薄吧a總的目標是發展工業，但五O年必須用最大力量，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合作事業?！蓖?月，晉城、高平、陽城、陵川、沁水縣相繼召開各區分委書記、區長會議，在部署春耕春播及增產節約工作的同時，進一步對發展互助合作事業作了安排，要求各地“認真宣傳貫徹黨的方針，解決群眾思想顧慮”，“重視組織起來，提高技術”，并要在發展互助組的工作中“發揮黨員、團員、積極分子的模范帶頭作用”。在省、地、縣委的領導下，晉城各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渙散的狀況迅速得以扭轉，組織形式得到了鞏固與提高。如沁水縣經過整頓，1952年初互助組達到1188個，入組農戶占總戶數的56.1%。陵川縣農業互助組發展到2923個，入組農戶占到總戶數的98.1%?；ブ献髋c新技術的結合既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又使互助合作本身向更高一級的方向前進。

　　在晉城各地開展的互助合作運動中，中共長治地委發揮了極強的領導作用。晉城各縣曾是太行、太岳兩個革命根據地的腹心地帶，黨的基層組織比較堅強，富有戰斗力。受長期革命斗爭的鍛煉，這里的干部、群眾覺悟較高。加之各地土地改革完成得早，開展互助合作歷史長，所以，晉城群眾對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熱情高，基礎雄厚。長治地委在經過認真反復的調查研究，并深入分析與總結互助組發展的經驗的基礎上，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種能把廣大農民牢固組織起來，將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繼續推向前進的好形式。

　　1951年3月下旬，為了廣泛征求群眾對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意見，經山西省委批準，長治地委召開全區互助合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縣縣委書記、縣長，以及部分農業互助組、合作社的代表。地委書記王謙在會上作了《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報告》。會議開了10多天，代表們圍繞互助組存在的問題和是否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地委根據代表們的意見，決定慎重地選擇10個村莊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并就此向省委作了匯報。省委批準了長治地委的決定，并向中共中央華北局作了匯報。在10個試辦村中，雖然沒有現在晉城所轄縣（區）的村莊，但與會代表卻對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更堅定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信心。

　　1951年夏秋，長治地委確定的10個試辦農業初級合作社取得成功。當年10個村糧食畝均產量超出上年21.5%，超出全村平均水平16%；每個社員的收入超出互助組收入的18.6%，超出單干戶24.6%。受其影響，從這年秋季開始，現在晉城市所屬的晉高陽陵沁五縣根據長治地委的部署，分別選擇一些條件成熟的村試辦農業初級合作社。如晉城縣確立了1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了慎重起見，分別由當時著名的勞動模范劉保成、韓和尚、王志英、李明道、毋生才、秦殿奎、龐全順、牛鴻喜、靳丑法、孟法堆擔任合作社的領導。

　　各縣試辦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特征是“土地入股，統一經營”。這些社基本在一個自然村范圍內，堅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由兩三個原有基礎較好的互助組自愿合并組成，農民自愿參加，也不是原有的互助組成員全部入社。社務管理機構為初級社管理委員會，由社長、副社長、技術員、生產隊長、會計等人組成。管理委員會成員由社員直接選舉產生。生產管理是在統一計劃下，實行小組責任制，小段安排，三定（定活、定工、定時）包工。對社內經濟問題的處理，執行“等價互利”的政策。入社土地以畝評產（以3年平均產量為基數），按戶分紅。分紅中，勞動分紅不少于50%，土地分紅不超過30%，公積金10%，公益金5%，教育基金5%。留下少量（一般為10%至20%）耕地，作為社員自留地，各自經營，收入歸己。初級社的生產底墊（種子、肥料）由社員按畝自帶，種子秋收后歸還，耕畜社員自養，社內使役出租雇用，生產工具由勞力自帶。

　　從初級社上述特征看，它同互助組一樣，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但它卻擁有互助組所沒有的一些優點：把分散的經營變為適當集中的有計劃的經營；實行入股分紅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原則；開始有了公共積累。這些優點有利于因地種植，使地盡其力；有利于分工分業，使人盡其能；有利于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和農田基本建設；有利于調動社員生產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還有利于和國營經濟相結合，便于把產、供、銷逐步納入國家經濟計劃的軌道。

　　1952年秋，晉城各縣試辦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取得極好的效果。以高平縣王村衛茂材領導的初級社為例，該社1952年平均畝產糧食177.7公斤，比辦社之前互助組時的畝產提高44.2公斤，比同村其他互助組畝均產糧多22.5公斤，比單干戶畝均高31.5公斤。全區初級社的總收入比互助組提高24.7%，這些試辦社不但沒有一戶社員要求退社，而且在合作社所在村及其周圍村發生了很大影響，要求入社的農戶不斷增加。實踐證明，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互助組向前發展的適當形式，也是領導農民由私有制轉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過渡形式。中共中央在《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中，對包括晉城各縣在內的山西各地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給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各地黨組織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和自愿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

　　在積極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同時，各縣縣委繼續領導全縣農村大力組建、充實與鞏固農業生產互助組，一面有計劃地培訓村、區有關領導，一面選擇一些黨組織基礎較強、互助組基礎較好的村莊為農業合作化做準備。1952年7月中下旬，高平縣委抽調8名干部，分兩組分別到互助合作運動開展得好的石村和開展得差的馮莊村進行對比調查。石村黨支部強，領導全村組織起來，發展了生產。全村306戶，組織起來的已達92%，黨員全部參加了互助組，糧食產量超過未組織起來前55%。除10戶困難戶外，其余家家有余糧。隨著生活富裕，文化也得到發展，全村有24名高小生、3個師范生。馮莊村恰恰相反，黨支部對互助合作和生產放任自流，除有9個臨時互助組外，其余都是單干。這個村1949年有6戶出租土地24畝，到1952年增加到11戶，出租土地41.8畝。單干戶因為疾病破產的19戶。全村310戶中，僅有11戶接近富農水平，另有24戶由中農下降為貧農，其中有10戶麥收后即沒有吃的，靠打短工生活，黨員都是單干，并靠出租土地生活。高平縣委一面將此情況向長治地委作了匯報，一面采取措施，加強對互助合作運動的領導。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加強農村黨支部建設，在黨支部中開展查領導比作風，查工作比成績，查思想比進步，查政策比貫徹（特別是互助合作政策）、查制度比執行的“五查五比”活動，以此推動互助合作運動開展。其余各縣也都因地制宜加強了對互助合作運動的領導。到1952年底，全區互助組發展到19284個，入組農戶達23.76萬戶、人口93.99萬人、耕地285萬畝，分別是當時總戶數、總人口、耕地總面積的87.9%、89.1%和86.6%。

　　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新發展，不僅幫助農民有效地擺脫了因疾病和天災人禍陷入困境的危險，而且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社會生產力，農業產量逐年提高，農村經濟步入平穩發展的軌道。同時，還壯大了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為以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奠定了基礎。

　　二、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和財金秩序的穩定

　?。ㄒ唬﹪鵂I經濟領導地位的確定

　　沒收官僚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國家所有，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份，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政策之一。晉城作為老解放區，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太岳行署、各縣民主政府就相繼沒收了由山西省保晉公司和其它官僚資本在晉城控制的9個機器煤礦（包括在抗日戰爭中停辦的），以及日偽開辦的煤礦和鐵廠，并接管了金融、郵電、交通、運輸等行業。同時，在抗日戰爭中，太岳區黨委、太岳行署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堅決執行黨中央發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曾在陽城創建了太岳實業公司。該公司在晉城、高平、陽城、沁水等縣建起了一批工商企業，包括煤礦、機器制造廠、化學廠、煉鐵廠、紡紗廠、造紙廠、火柴廠、面粉廠、公營商店等。這些工商企業雖然規模都不大，但卻構成了當時晉城地區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生產秩序的基本恢復，將官僚資本企業和原先為適應戰爭需要而建立的一些企業改造成為新型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由于以前沒收、接管官僚資本企業是采取原封不動、不打亂企業原來的生產機構，并自上而下地按系統把企業完整地接收下來的，因而把過去這些企業所建立的帶有濃厚封建性、買辦性特征的生產經營管理制度，和許多不統一、不合理、無政府、無組織的混亂現象也暫時繼承下來。在生產恢復正常后，黨和政府必然面臨對官僚資本企業進行徹底改造的任務。這既是企業生產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要求。

　　1950年2月，中共長治地委召開第二次黨代表會議，地委書記王謙在所作的報告中，強調“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加強工業對農業、城市對鄉村、公營對私營的領導作用”。為了真正確立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各地在領導群眾開展一系列的政治、經濟運動的同時，狠抓了企業的民主改革與生產改革。

　　首先，為了改變生產上的不合理現象，對原先有關各廠進行了適當合并、重組。到1950年，晉城地區納入長治專署生產計劃的企業計有：年產15087箱火柴的裕晉火柴廠，年產21573噸無煙煤的張嶺礦，年產15420噸無煙煤的寺莊礦，年產8700噸無煙煤的閻莊礦，年產12200噸無煙煤的高平唐安礦，以及北巖礦和郭莊礦（當時未列產量）。

　　其次，在各企業中普遍廢除壓迫工人的包工制、搜身制等封建把頭制，建立新的生產管理制度。從1950年2月開始，各國營、省營廠礦貫徹執行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關于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相繼建立了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由選舉產生的工人與企業行政人員同等數量的代表組成。工廠管理委員會成立后，圍繞改進管理、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增加生產等內容，先后開展了制訂計劃、初步定額、建立責任制、調整工資、合理化建設、創新記錄、生產節約競賽等運動。這些運動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工人階級的主人翁意識，提高了工人階級的組織性與紀律性，涌現出了一批生產積極分子和勞動模范。同時，也逐步鍛煉與提高了企業領導的經營管理水平，增強了其民主管理意識。1951年6月以后，在國營企業中又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民主改革補課工作。其基本做法是：以勞保登記工作（確定哪些人能享受勞動保險，哪些人不能享受，以此區分誰是工人階級，誰不是工人階級）為起始點，有領導地放手發動工人群眾，揭露和控訴封建把頭制度和各種壓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勢力，把一批在群眾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職員提拔到行政和生產管理的領導崗位，建立健全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實現企業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

　　第三，在生產方向上“縮小其軍事性，擴大對農業的支援作用”，因地制宜發展工業。如陽城縣根據自身特點，大力發展硫磺業，到1950年6月，磺窯由56座增到70座，工人增至1900余人，日產磺1萬斤以上。

　　通過民主改革運動，比較徹底地消除了接收企業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殘余，使企業的面貌煥然一新，真正成為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企業，從而牢固確立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推進了工業大發展。1949年8月，全晉東南的煤窯僅552座，工人6247人，原煤產量34萬噸；煉鐵爐1458座，工人10061人，生鐵產量8746噸。1949年12月，僅僅四個月時間，全區的煤窯就發展到1004座，工人19154人，原煤產量達到1600萬噸；煉鐵爐2185座，從業人員13000多人，生鐵產量超過1萬噸。到1952年底，晉城全區的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9.4%上升至16.7%。各縣財政收入中來自企業的稅收由1949年的2.47%增至39%。

　?。ǘ┟褡骞ど虡I的合理調整

　　建國初期對民族工商業的調整，是晉城各縣恢復國民經濟的另一重要措施。所謂調整，即按照中共中央和省委的統一部署，堅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在鞏固國營經濟領導地位的前提下，通過給合營、私營工商戶一些優惠政策，鼓勵其復工開業，擴大經營，使私營經濟發揮其有益于國計民生的作用。

　　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晉城就是晉冀魯豫邊區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城鎮之一。1948年2月至1949年8月，曾一度將晉城縣的城關區劃出，成立晉城市，工商業發展步伐進一步加快。到新中國成立前，僅晉城縣的私營企業即達300余家，私營工商戶超千戶。

　　1950年初，全國財經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后，金融、物價趨于穩定。而此時，晉城同全國、全省一樣，一度出現了市場蕭條，商品積壓，許多私營工商戶停工停產，部分倒閉、歇業的情況。如1949年底晉城全區共有合營、私營企業5190家，到1951年初減至4737家，減少453家。伴之而來的是，工人失業增加，私營工商業者疑慮重重，觀望不前。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一是金融、物價穩定后，群眾存貨不存錢的現象減少，使得過去因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商業投機、搶購囤積所形成的虛假的市場繁榮消失，加之人民群眾購買力很低，一些物資供過于求，因而造成商品滯銷，市場蕭條。在此形勢下，一些投機商人囤積的貨物難以出售或低價出售，以致虧損垮臺；一些私營工業、手工業因規模小、資金弱、技術差、管理落后，致使產品成本高、質量差、競爭力弱，也不可避免地倒閉歇業。二是國家為平抑物價而實行的緊縮銀根政策，起到了消除通脹、穩定物價的作用，但對于正常的工商經營活動也產生了一些副作用，使其資金周轉不靈，難以維持運轉。三是當時許多干部對私營工商業者存在“左”的偏見，如在經營范圍上，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經營的商品范圍太寬、數量過大，從五金到百貨，從批發到零售，留給私營商業經營范圍狹窄；在價格政策上，批發與零售價格不分，私營商無利可圖，地區差價小，私人長途販運減少，內外交流不暢；在稅收政策上，稅目多，稅率高，且稅收負擔不公，小城鎮重，中等城鎮輕，私營工商業難以承受；在金融政策上，對私人銀號利息限制不許超過人民銀行利息20%，放款不許超過50%，私人缺乏經營積極性；在貸款方面，對私營工商業貸款比重過小，還貸期限過短；在加工新貨和成品收購上無計劃，利潤分配上也不合理，有時還不守信用，致使棉織業、手工鐵匠等業發展起伏不定，生產難以正常進行；在原料采購、分配上，對私商的限制多，供給價格高，還不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選購。

　　總之，建國初期的晉城城鄉，由于市場蕭條，私營工商業停滯不前，加之國營工商業發展步伐不快，給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了極大困難。鑒于此，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各縣根據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的統一部署，對工商業進行了合理調整，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組織黨員干部學習中共中央有關文件，糾正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想擠垮私營工商業的不正確的想法和做法，認識私營工商業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第二，廣泛召開工商業座談會和各種講習會，宣傳黨和政府鼓勵私營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消除私營工商業者的思想顧慮。第三，貫徹中央稅收調整辦法，調整稅率，合并稅目，縮小交易稅范圍。第四，適當劃分經營范圍，國營堅持“以批發為主”的方針，零售只經銷糧、布、煤、石油、煤油、鹽六大商品，其余商品給私營商業讓出較寬的活動范圍。第五，適當調整批零售價和地區差價。批零差價從5.3%調高到9.3%；地區差價按貨物性質的不同、道路遠近、交通便利程度加以調整，最低限度為5.16%，最高達到55.5%。第六，調整銀行貸款。降低利率，增加對私營貸款數量，放寬貸款期限，商業貸款由1個月改為3個月，工業貸款由3個月改為半年。第七，根據不同行業的具體情況，適當放寬行政管理尺度。如過去私商成交250公斤以上的糧食，按規定要先報告交易所，現改為先行成交，定期報告，大大便利了私商的經營。第八，調整勞資關系，扶植私營工業發展。對有發展前途的私營工業，實行了加工訂貨、貸款扶植、墊付原材料、指導聯營、統購包銷、幫助提高技術等辦法，扶植其發展。在貿易自由的前提下，人民政府積極調整政企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還明確規定，公私資本不論大小，一律受法律保護，并平等地享受國家的扶植。經過合理調整，有效地扭轉了私營工商業的困難局面，大大促進了其恢復和發展。到1952年底，晉城全區共有各類企業5602家，工業總產值4149萬元。其中地方合營、私營企業5486家，占97.9%；總產值1854萬元，占44.7%。私營商戶也較快發展，僅晉城縣的工商戶即達600余戶，從業人員2000余人。對民族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不但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而且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

　?。ㄈ┙鹑谖飪r的穩定和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

　　抗戰勝利后至新中國成立前，晉城作為老區，經過幾年的努力，基本建立起獨立的金融市場，極大地扶持了工農業生產，有效地控制了通貨膨脹，保持了社會秩序穩定。但由于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支援大規模的解放戰爭上，全區的經濟發展速度仍很緩慢。直到1949年9月，長治地委在給山西省委的報告中仍稱，境內雖有白晉、曲高等公路，“但多年失修，尚未暢通”。交通如此，其它行業也百廢待興。特別是建國初期，全國性的4次物價上漲均波及到晉城，1949年第四季度，晉城各縣物價均持續上漲，個別物價比當年6月份上漲了10多倍，1950年3月又上漲達20多倍。為了從根本上制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保護人民群眾利益，各縣縣委、縣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和省委、省人民政府關于穩定物價的方針政策，及時采取了一系列的經濟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首先，建立統一的金融管理機構，調動商業、財政、金融、稅收、市場管理等諸方面力量，加大對財政稅收和市場的控制，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和囤積居奇等行為，迅速扭轉財政稅收混亂的局面。每次物價波動之時，國營貿易公司與交易所都大量拋售與調劑物資，對棉織、布業采取了憑證配售與限購的辦法，并組織生產部門與守法商人，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統一拋售物資。同時，檢查私商經營的糧店、貨棧、布莊等囤積貨物的情況，對違法商人分別不同情況給予處理。

　　其次，整頓金融秩序。禁止黃金、白銀、美鈔、港幣在市場上流通，堅決取締金銀黑市，打擊金融投機活動，對倒販金銀者予以嚴懲，根據一定的比價逐步收兌解放區發行的冀鈔。

　　第三，對國營工廠職工和城鎮居民主要生活物資實行定量配售，并于物價漲幅較大時擴大配售量，減輕了物價波動給他們帶來的損失，保障了他們的基本生活。

　　第四，確定適當的地區差價與工農業產品比價，組織工業品下鄉，收購農副土特產品入城，溝通城鄉物資交流。如1949年11月，長治專區各國營公司與專區供銷社供給群眾工業品總值小米75萬斤，同時，吸收推銷農產品總值小米1345萬多斤。

　　第五，凍結各公營企業、機關的現款，停撥各項不急需的開支，以緊縮通貨。

　　第六，發動和組織機關、公私營企業和各界群眾認購國債，彌補財政赤字，回籠貨幣。

　　此外，各縣還對供銷合作社及時進行了整頓，在城鄉物資交流中普遍實行合同制度，其種類有代購、代銷、交換、運輸、訂貨等5種。通過合同制，在工業與農業、城鎮與鄉村的經濟之間實現了直接聯系和勾通，避免了中間盤剝，降低了交易成本。通過這一系列措施，迅速平息了屢次的物價波動，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得到全面加強。

　　為了從根本上穩定金融物價，各縣黨委、政府一面采取措施恢復和發展生產，一面按照上級的要求整頓稅收。先后開征了商業稅、貨物稅、牌照稅、臨時營業稅、印花稅、交易稅、屠宰稅及娛樂稅等8種稅。

　　在努力增收的同時，各地還采取各種措施，盡量減少行政開支。1950年，山西省編制委員會確定了各級機構設置和編制，晉城、高平、陽城為甲等縣，縣政府編制75人，陵川為乙等縣，編制66人，沁水為丙等縣，編制44人，各縣縣委編制為25－27人，群眾團體編制為10－11人。據此，全區縣級機關編制總計519人。此后，各縣從精簡節約出發，分別對縣直單位和區、鄉的機構、編制作出了規定，要求機關、團體、學?？s簡編制，簡化機構，提高工作效率。

　　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后，各縣的財金秩序明顯穩定。到1950年4月，物價已趨穩定，晉城縣城50種商品批發價指數較3月下降21.57%。而且，此次物價穩定與以往幾次的暫時平穩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國家財政收支已接近平衡，赤字大大縮小，幣值基本穩定，人民群眾開始改變過去存貨不存款的觀念，銀行存款迅速增加。1950年底，全區銀行各項存款余額達26萬元，是1949年2萬元的13倍，到1952年底，銀行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81萬元。

　　隨著金融物價的穩定，全區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1950年，5個縣財政收入達389萬元，支出116萬元，節余273萬元。這是全區在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工作中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這一勝利，使新生的人民政權站穩了腳跟，國營經濟進一步鞏固，為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提供了有利條件。

　　三、“三反”、“五反”運動的開展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晉城各級黨的組織和廣大干部發揚老區優良的傳統作風，在領導人民群眾深入開展民主建政、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及各項經濟建設的運動中，經受住了執政的考驗，克服了重重困難，鞏固了人民民主政權，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但也有少數領導干部放松了世界觀的自我改造，沒有能夠抵擋住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的侵蝕，被敵人的糖衣炮彈擊中。其主要表現在：一些掌管要害部門，特別是經濟部門的干部，利用職權貪污受賄；一些干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造成極大的浪費。而貪污和浪費現象滋長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少數干部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另一方面，少數不法商人、私營企業主、民族資本家等利用黨和政府調整工商業政策、鼓勵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之機，不思守法經營，而是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他們或向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行賄，或想方設法偷稅漏稅，或在生產加工中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種情況的發生，在經濟上、政治上給黨和政府造成很大危害。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1952年1月，又發出《關于在城市中限期開展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根據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和山西省委、長治地委的具體安排，從1952年1月起，晉高陽陵沁五縣委在縣、區級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中開展了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私營工商業中（重點是各縣城及主要集鎮）開展了一場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這既是一場經濟領域里的階級斗爭，也是一場關系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政治斗爭。

　　1952年1月4日，晉城縣召開“三反”動員大會，共有來自縣直機關、國營企業等40個單位、1673人參加了會議?？h委書記魏庶民作動員報告。會議決定縣直機關從1月11日開始、各經濟單位從1月16日開始、區級干部從1月25日開始開展“三反”運動。整個運動分兩步走：第一步主要是自查自糾，檢查清理各單位存在的中小貪污、浪費現象和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第二步從2月2日開始，由普遍檢查轉向“打老虎”（指貪污分子）階段。經過四個月的“三反”運動，到5月6日，全縣共清查出有貪污行為的干部703人，占干部總數的42%，被貪污的國家財產總值達288000萬元（舊幣，1萬元合人民幣1元，以下同）。其中，貪污百萬元以下的干部有494人，千萬元以下的115人，5000萬元以下的有88人，1億元以下的有3人，億元以上的3人。從暴露出的問題看，貪污數額較大的多是財經部門、廠礦企業直接管賬、管錢、管物的人員。發生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嚴重，缺乏有力的檢查監督；財經制度不健全，手續混亂，給貪污分子以可乘之機。從犯罪性質上看，多數是利用工作之便，或貪污盜竊；或挪用公款；或假公濟私；或勾結不法商人套取國家經濟情報，從中漁利；或多賣少報，隱瞞收入，私分私拿等。

　　高平縣在“三反”運動中，通過下級與上級、個人與個人、機關與機關之間相互大揭發、大檢舉查找問題。到1952年2月底，在縣委、縣人民政府機關的18個單位中，共查找出各類問題689件。其中官僚主義方面331件，命令主義方面82件，違反財經紀律及隨便打罵、扣押群眾，釀成人命事件的271件。在參加運動的652人中，查出有貪污行為的376人，占總人數的56.3%，其中有貪污行為的干部占干部總數的41.5%。貪污的總金額達138054萬元（舊幣），其中貪污百萬元以下者242人，千萬元以下者67人。共捉住大小“老虎”62個，最后查證落實的58個。為了教育黨員干部和群眾，高平縣委及時在政府大禮堂舉辦“三反”成果展覽會。把李秉林、張嵩等6名貪污受賄分子的罪行畫成連環畫連同贓物一起展覽。贓物中有小米、小麥、金戒指、元寶、現洋、自行車、黃絲、服裝、手表等。展覽會歷時6天，參觀人數達25000余人，使全體黨員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動形象的反腐敗教育，提高了全縣群眾對“三反”運動的認識。

　　與此同時，陽城、陵川、沁水縣也開展了“三反”運動，一般都經歷宣傳政策、開會動員、發動群眾；坦白交待、檢舉揭發；對證追贓、定案處理；思想批判、清理關系；整頓組織、制訂制度等幾個階段。

　　1952年3月以后，各縣的“三反”運動由“打虎”階段逐步轉向追退贓款、甄別處理階段。但這時春耕春播在即，為了不影響正常的生產，中共中央、山西省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繼續抓緊“三反”運動的同時，抽出力量轉向生產。由此，晉城各縣的“三反”運動暫告一段落。農忙過后，一些尚未完成“三反”任務的部門和單位進行掃尾。

　　這次“三反”運動，是建國以后各縣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經過“三反”，清除了一批在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蝕下變質的國家工作人員，純潔了干部隊伍，弘揚了廉潔奉公的美德，密切了黨群關系，從思想上、組織上、制度上堵塞了產生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漏洞，對加強黨和國家機關的廉政建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受“左”的思潮影響，在“三反”運動中各地發生了一些擴大化和“逼供信”錯誤。如把一些只犯有一般性錯誤的干部當作“老虎”，有些地方甚至懷疑一切，要求“除惡務盡，捉盡老虎”。中共中央及時發現了這些問題，并果斷地采取措施予以糾正。運動后期，晉城各縣根據省委和地委關于處理“三反”遺留問題的指示，組織專人對“三反”中的案件及遺留問題進行認真復查和妥善處理，糾正了“三反”運動中發生的擴大化錯誤和逼供信的問題。至1952年10月，“三反”運動圓滿結束。

　　在“三反”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國家機關干部的貪污浪費行為，多數是與資產階級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五毒”行為密切聯系的。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奸商把一穿就斷的膠鞋、爛棉花做的“急救包”、壞牛肉做的罐頭等，賣給中國人民志愿軍，危害在前線作戰的最可愛的人。這些罪行理所當然的激起了廣大群眾的義憤，這說明不搞“五反”，“三反”就搞不徹底。1952年3月，在“三反”運動進行過程中，根據山西省節約檢查委員會和長治地委的安排，晉城各縣重點在小城鎮私營工商者中開展了“五反”運動。

　　晉城縣的“五反”運動集中在黃華街、驛后、東西街的21種工商行業中展開，共有1351戶大小工商戶參加運動，其中，以474名工人、店員，111名黨團員為骨干。3月7日，運動開始，經過檢舉揭發表明，全縣私營工商業資本家在1949年到1951年的3年時間內，偷漏國家的稅款高達350余億元，其中僅1951年就偷漏了約200億元。在經營百貨、棉布、食品、中西藥、旅店、貨棧的私營商業中，有違法行為者占到90%。販賣毒品、走私漏稅、偷工減料、搶購套購、抬價壓價、少尺短秤、摻雜摻假以及用請客送禮、行賄等手段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成為普遍現象。驛后的246家私營工商業戶中，有行賄行為者即達915人之多，通過行賄獲利16.97億元。高平縣共查出偷稅漏稅的工商業戶1493戶，占私營工商業戶總數的95%，共計漏稅7億多元；向國家干部行賄的有69人，占總數的6.4%，涉及受賄干部229人；盜竊國家資財的有34戶，占總數的2.1%，盜竊資財的價值達9697.7萬元；被挪用的公糧米有1萬余斤，公款3億余元；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有5戶，從中牟取暴利3430萬元；倒販毒品的有30戶，共販賣大煙土34.5兩，大煙皮426斤；倒買金銀的有24戶，共倒買黃金155兩，白銀220兩，銀元2930元。高平縣委根據中央政策，本著教育為主，寬嚴結合的原則，對揭露出來的問題區別輕重進行了處理。凡偷漏稅200萬元以下的工商業者，一律實行批評教育，只要保證今后不犯，就免退不罰，這種人占到95%；偷稅漏稅200萬元以上，并有紅利的10戶，一律退補超過部分；偷稅漏稅200萬元以上，但在運動中檢舉有功的16戶寬大處理，不補不罰。對行賄干部30萬元以下的，實施批評教育，只要保證不犯，就不予處罰。陽城、陵川、沁水也于同時開展了“五反”運動，如沁水縣經過“五反”，共追回私營工商業者偷稅漏稅款1966萬元，盜騙國家資產款1279萬元，偷工減料款933萬元，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獲利款563萬元。

　　各縣的“五反”運動從3月開始到8月底結束，歷時半年。運動初期，各地普遍發生斗爭擴大化和逼供信現象，甚至有工商戶自殺的事情發生。運動后期，按照“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的5條原則，對所有私營工商業戶進行核實定案，分成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5種類型。據部分資料統計，當時各縣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占總數的85%，半守法半違法戶占13.8%，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及未定性的占1.2%。定案后又根據“斗爭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把打擊面限制在極少數完全違法戶范圍內。

　　“五反”運動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打擊了不法工商業者破壞國家經濟秩序的“五毒”行為，使工商業者普遍受到了一次守法經營教育，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為以后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四、愛國生產競賽運動的持續開展與國民經濟恢復的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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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深入進行的時候，晉城城鄉廣大工人、農民和各界勞動群眾，在“保家衛國”口號的鼓舞下，表現出了極高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各級黨委和政府因勢利導，將群眾煥發出的這種生產積極性引深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

　　1950年11月，《山西日報》刊登出太原鋼鐵廠532名工人簽名的挑戰書，提出要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緊接著，平順縣西溝村勞動模范李順達和榆社縣大寨村勞動模范張志全分別向全省農民提出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渡轿魅請蟆窞榇税l表短評，號召全省人民響應挑戰，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保家衛國。正在太原參加全省勞模大會的晉城各縣代表，積極響應李順達和張志全的倡議，共同向全省農民和勞模發出了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的挑戰，提出要把抗美援朝的愛國激情轉化為生產的積極性，讓競賽活動由工廠擴展到農村，以搞好冬季生產為重點，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加強國防建設，支援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盡快打敗美國侵略者。勞模會議結束后，這些代表回到家鄉，立即身體力行。晉城縣秦莊村勞動模范韓和尚回村后向群眾說：“我代表大家已向李順達、張志全應了戰，我們一定要下決心向人家學習，認真搞好今后的生產，多打糧食，抗美援朝，保證我們的和平生活”。他還把全省勞模大會上印發的《時事宣講題綱》等材料不斷向全體村民講解，并帶領大家多積肥，搞副業，搞生產。晉城縣委抓住這個典型引路，在縣委機關報《勞動人民》進行了大肆宣傳報道，及時把他的作法在全縣推廣，迅速掀起了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高潮。全縣70余名勞動模范互相發出挑應戰，公開保證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開展積肥、送肥運動。二是貫徹組織起來、提高技術的方針，組織好互助合作，制定好生產計劃。三是整頓好檢查代耕工作。四是帶領群眾開展好冬季工副業生產。通過愛國生產競賽運動，晉城縣冬季農業生產搞得紅紅火火，為第二年的豐產豐收打下了基礎。

　　1951年3月9日，長治地委、專署發出指示，要求各縣把愛國主義生產競賽作為本年領導生產的關鍵來抓，并在全區開展了創建模范村、模范互助組活動。晉高陽陵沁各縣委迅速通過各自機關報向各區分委、村支部發出《大力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在愛國主義生產競賽中起到領導帶頭作用，并要求全縣人民積極響應全國農業工作會議關于開展全國性的愛國生產運動的號召，大力開展愛國生產連環賽。為了保證農業豐產豐收，各縣還相繼制定了愛國豐產模范的標準，作為年底檢閱評比，總結經驗的依據。這些評選標準概括起來主要有：豐產模范村標準7項；豐產模范農業社標準6項；豐產模范互助組標準6項；豐產模范戶標準5項；水利模范標準3項；林業模范標準6項；畜牧模范標準3項。此外，各縣還十分重視新技術的應用推廣，在新式農具推廣方面，晉城縣為重點推廣區，高平縣為一般推廣區，陽城、陵川、沁水縣為實驗推廣區。

　　1951年7月，長治地委對半年來農業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作了基本總結，指出：“從去年（1950年）11月，特別是今年3月以來，有萬余個互助組訂出生產計劃；7989個互助組卷入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為完成生產計劃，保證今年農業生產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創造了條件。同時鞏固、提高與發展了互助組。開展生產競賽已成為領導生產的基本方法”。此后，在相繼召開的各縣第一次黨代會上，都把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作出一項主要工作寫入了報告，進一步推動了這一項運動的蓬勃開展。事實證明，在當時的條件下，開展群眾性的愛國勞動競賽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辦法，它不僅推動了農村的全面工作，也體現了群眾路線的威力。通過愛國生產競賽運動，晉城各縣的農業單產和總產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實現了農業大豐收。如1951年，高平縣糧食總產達11502萬斤，比上年增長13.86%。工業總產值較上年增長8.9%。商業貿易也實現同步增長，全縣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到67494萬元，比上年增長28.6%。財政收入達到96.65萬元，比上年增長了36.7%。據晉城縣勞動競賽委員會1952年公布的全縣競賽結果顯示，勞動模范劉保成、韓和尚、王志英所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分別完成了年度計劃的129%、129.5%和123.6%，另外，還有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村供銷社、集體農場都完成和超額完成了各自的生產計劃。陵川縣在牲畜繁殖工作方面成績突出，受到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的通報表彰。1952年以后，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進一步擴大到工業、商業、科教文衛各條戰線，進一步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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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49年9月到1952年底，晉城各縣縣委、縣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和省、地委及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以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為中心，動員一切社會力量，采取一系列措施辦法，緊密地將政治運動與經濟建設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使各縣的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

　　在工業生產方面，首先，加大對國營工礦企業恢復改造的力度，1949年底，高平縣人民政府在溝南村建起國營晉裕絲織廠，購入絲織機數10臺，開始生產真絲綢、手絹、土綢、縐紗、烏紗等產品。1951年，晉城縣人民政府經過對北巖煤礦（這個礦是1945年由沁河支隊接管的私人集資煤礦）改擴建，使其恢復了生產。1952年，高平縣人民政府新建了申家莊煤礦，總占地面積85700平方米。至此，晉城全區縣屬以上國營企業由1949年的5家發展到1952年的18家，縣屬集體工業企業達98家。職工由1949年的12982人增至1952年的17838人。對國營工礦企業主要采取各種措施，進行生產改革，不斷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同時，積極扶持私營工業，切實貫徹勞資兩利的政策，引導私營工業生產人民需要的生產與生活資料，對廣泛存在的手工業，則根據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趨勢，給以具體的方向指導。

　　在農業生產方面，晉城各縣認真貫徹省委確定的努力增產糧食與經濟作物，發展副業，以保證工業原料的供給和出口商品的方針，大力宣傳“勞動生產，發家致富”的政策，努力按照省政府制定的《農業生產獎勵辦法》，對在農業增產、興修水利、種植養殖、發展林業和工副業方面成績突出者給予獎勵，獎勵辦法分為不計負擔、免服勤務、優先放貸、物質鼓勵等。對在組織農業生產、開展互助合作、推廣先進技術、改造懶漢等方面作出貢獻者，也給予適當的精神或物質獎勵。此外，各縣每年在年初都要召開備耕生產動員會，夏、秋兩季開展生產檢查，年終進行總結，對農業勞動模范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上述措施的實施，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的單產總產顯著提高，育林造林、畜牧水利工作全面加強。到1950年底，各縣的糧食生產均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

　　在商業貿易與城鄉物資交流方面，除繼續大力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以外，對私營商業也實行了優惠政策，給予必要貸款，免除一定稅收，提高經營權限。各縣在大集鎮都建立了貿易貨棧，新建的貿易貨棧與供銷合作社相配合，努力擴大農村物資交流范圍，調劑市場余缺，打擊不法奸商投機倒把行為，穩定市場物價，安定廣大群眾生活。到1952年，不僅農村購買力和供給狀況有了顯著改善，而且各縣基本形成了以國營貿易為主導，以農村供銷合作社為基礎的商貿體系。

　　在整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各縣縣委始終把“生產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較好地處理了經濟工作與其它各項工作的關系。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晉城全區勝利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

　　在財政方面，1952年，5個縣地方財政收入達到641萬元，比1949年的324萬元增長了近兩倍。財政支出為265萬元，收支相抵，大有結余，標志著各縣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根本好轉。

　　在生產方面，1952年，全區工農業總產值達34184萬元，比1949年的25485萬元增長34.1%。其中工業總產值4149萬元，比1949年的2415萬元增長71.7%；農業總產值9189萬元，比1949年的7055萬元增長30.3%。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1952年原煤產量72.4萬噸，比1949年的65萬噸增長18%；生鐵1.6萬噸，比1949年的0.7萬噸增長129%；糧食32074萬公斤，比1949年的24930萬公斤增長28.7%；棉花114萬公斤，比1949年的43萬公斤增長265%。值得指出的是，社會主義經濟成份有了發展。在整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集體工業總產值為2295萬元，占55.3%。有23.8萬農戶加入互助組，占農戶總數的88%；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40余個，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大約4%。此外，許多手工業者組織起了手工業合作社。

　　在商業方面，以國營貿易為領導，以國營貿易與合作社結成的堅固同盟為基礎，并廣泛團結私營工商業的城鄉物資交流體系已經形成。1952年，全區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2862萬元，比1949年的1543萬元增長85.5%。農副產品收購總額達1428萬元，比1949年增長近40%。

　　在基本建設方面，1950年至1952年3年中，5縣用于基本建設的投資總額為95萬元，僅1952年當年即投資88萬元，全部用于非生產性建設，其中國家投資11萬元。

　　在交通運輸方面，3年共修復公路59公里，公路通車里程由1949年的60公里增加到1952年的119公里，其中干線公路61公里，是1949年的2.5倍。

　　在文化教育衛生方面，1952年與1949年相比，小學由1788所發展為2476所，增加1所普通中學，另有中師2所，教職工3751人，比1949年凈增1515人。各級各類在校學生達到117270人。農村掃盲工作普遍開展，達到了村村有民校。醫療衛生事業得到發展，全區擁有醫療衛生機構115個，病床86張，專業技術人員3652人。1952年，晉城東四義村被評為全國衛生模范村，周恩來總理親自為該村頒發了由毛澤東親手題字的錦旗一面。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由1949年的179元增加到1952年的296元，增長了65.4%。農民收入也顯著提高，1952年農村購買力是1949年的3.2倍。

　　　　　　　　　　　　　　　　　　　　　　　　　　　　　　中共晉城市委黨史研究室

（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