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實施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

　?。ㄒ唬┬麄髫瀼攸h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晉城各縣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3年艱苦努力，勝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遺留的各項任務，鞏固了人民民主政權，國民經濟得到了較快地恢復和發展。在此形勢下，進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1953年9月，中共中央順應我國當時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及時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边@條被稱作“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向全國人民明確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偉大任務，代表和體現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采取的一個重大戰略步驟。因而集中全力準確全面地貫徹執行這條總路線，就成為全黨當時首要任務和中心工作。

　　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重要的前提是必須使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正確認識總路線、擁護總路線。為此，晉城各縣縣委認真按照省、地委的要求，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為主，在全縣迅速掀起了學習、宣傳、貫徹總路線活動高潮。

　　首先，狠抓了各級干部的學習教育工作。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各縣普遍召開直屬機關學習動員大會，對學習的重點、方法、時間安排和組織領導等問題均作出硬行的規定，要求各級黨組織負責人必須親自在本地區、本部門作若干次集中的傳達報告?？h委書記、縣長等主要領導帶頭為全縣干部進行學習輔導。動員會后，各縣相繼舉行黨的代表會議或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以及三級干部會議、各縣人民代表會議，運用以會代訓的方式，對黨的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進行總路線教育。會上，各縣緊密聯系當時正在開展的糧食和棉花、紗布、食油等物資統購統銷，鞏固發展農業合作社這兩項中心工作，針對人們在學習中暴露出來的對總路線的某些疑慮，著重開展了以學習文件、弄清問題、打通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正面教育、算帳教育、歷史對比和典型對比教育。通過這些具體生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工作，“大大提高了對總路線的認識”，“消除了黨員干部對糧食統購政策存在的疑慮”。①

　　其次，加大了層層宣傳貫徹力度。各企業、事業單位干部聽完報告后，連夜召開會議，部署安排本系統、本單位的學習宣傳工作。廠礦企業的學習教育主要圍繞社會主義工業化，使廣大職工進一步明確“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要在學習貫徹總路線方面起到表率作用，要發揮主人翁精神，在大力發展地方工業方面，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做出貢獻。廣大農村是學習貫徹總路線的重點所在。為了搞好農村的學習、宣傳和教育工作，全區共培訓了約4萬名宣傳員，其中大部分為黨員骨干，深入到鄉村，采取大會報告、小組討論、回憶對比、算細帳、算大帳等方法，啟發廣大農民群眾對總路線的認識。運用標語、黑板報、喇叭筒、故事會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大造聲勢，使總路線做到家喻戶曉，加深農民群眾對總路線的理解，提高貫徹執行總路線的自覺性。高平縣在宣傳過程中還創造性的開展了“四比一看”活動?！八谋取奔矗汗まr業產品價格對比，互助與單干對比，國家掌握糧食與私商掌握糧食好壞對比，解放前與解放后生產生活對比?！耙豢础奔矗和ㄟ^想從前，比現在，使農民看到將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遠景。通過“四比一看”，廣大群眾認識到了貫徹執行總路線，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對農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從而打消了大家思想上的顧慮；分清了兩條道路的區別和界限，懂得了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明白了國家掌握糧食對人民的好處，奸商掌握糧食對人民的壞處，以及搞好互助合作，積極向國家出售余糧，支援國家建設的必要性；提高了貫徹執行總路線的自覺性，如4934名農民聽了總路線的宣傳后，踴躍向國家交售余糧1631834斤，其中小麥69345斤。

　　此外，在私營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中，各縣也都根據各自實際情況，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學習宣傳活動。這場大規模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宣傳教育運動，統一了全黨的認識，贏得了群眾的支持，許多人當時感到在接受教育后“眼睛亮了，方向明了，信心足了，勁頭大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與信心進一步增強，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與自覺性空前高漲。這對于社會主義觀念在廣大群眾中深入人心，對于總路線和總任務的貫徹執行，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ǘ┲贫▽嵤﹪窠洕谝粋€五年計劃

　　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1953年起，國家開始制定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據國家“一五”計劃要求，山西省明確提出了1953年至1957年全省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基本任務：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發展教育、文化、科技事業，培養建設人才，有步驟地實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此時，由于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管理體制還在逐步形成，各縣計劃機構尚未建立（1955年各縣才成立計委），所以，缺乏全面的計劃編制。但各地按照國家和省“一五”計劃要求，貫徹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精神，緊緊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仍逐年制定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分為工業生產計劃、農林水利計劃、文教衛生體育計劃、商業計劃和物資供應計劃5種。計劃指標也很簡單，主要有工業總產值、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糧食產量等。

　　在發展地方工業方面，各縣針對工業基礎薄弱、工業總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極?。ㄈ珔^工業總產值僅占國民經濟的10%左右）、傳統的煤鐵業規模小、產量低、品種少、事故多等狀況，計劃首先以現有的企業為基礎，狠抓技術挖潛改造，提高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努力擴大品種，增加產量。在抓好傳統產業和現有企業的同時，結合各自特點，發展其它工業。如晉城縣在制定計劃時，針對該縣家庭手工業發達的特點，決定大力發展小農機、小電氣、小機械產品。高平縣規劃建立民辦公幫的機器廠3－5個，近代化機器廠1個，小型發電廠1座，小型煉鐵廠1個。陽城縣則提出大力發展硫磺業，沁水縣規劃利用沁河水源發展小水電。

　　在農林水利方面，各縣提出了農業發展的遠景規劃，以提高單產為中心，力爭糧食總產每年提高20%，棉花總產每年提高30%，擴大水澆地面積，推廣新式新具，增加經濟作物產量。植樹造林超過1800萬株，育林面積突破5萬畝。同時，大力發展以家庭養殖為主的畜牧業。

　　在文化教育體育方面，提出增設中學和高小，大力發展普通教育。開展全民掃盲運動，繼續推廣速成識字法，爭取3年消滅文盲?；钴S群眾文化生活，一方面整頓好縣劇團，一方面要使電影、電燈上山，爭取3年內勞動模范家庭家家有收音機?？h醫院要增加設備，提高技術，3年內達到每區有3個診所，1個衛生所，1個婦幼保健站，同時村村設立接產站。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五”期間，一般地區的群眾提高70%，困難地區提高100%。

　　在商業和物資計劃方面，提出積極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擴大商品流通，做好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工作，保證物價穩定。加快發展供銷合作社，社會商品零售額每年增長30%以上。同時，加快整修現有的城鄉公路，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

　　上述計劃是根據國家和山西省“一五”計劃，結合本地實際而制定的，既代表了各階層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符合當時實際情況，因而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和積極響應。

　?。ㄈ┥鐣髁x工業化的起步

　　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把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是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提出的一項根本要求，是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必要條件，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晉城各縣在實施“一五”計劃過程中，以工業化建設為中心，大打了一場改變工業落后面貌的攻堅戰。

　　首先，加大投資力度，使有限的基本建設投資向工業戰線傾斜。1953年，山西省工業廳礦產資源管理局在晉城縣柳樹底投資建立起“晉城煉鐵試驗廠”，日后發展為晉城鋼鐵廠（該廠1956年2月遷至西關大營盤），成為晉城地區鋼鐵企業的骨干。1954年4月，晉城縣手工業聯社投資興建技術改進實驗所，后發展為太行印刷機器廠，成為晉城地區機械制造企業的骨干。1956年6月，晉城縣投資建起地方國營晉城發電廠，為當地發展工業提供了急需的電能。1953年至1956年間，晉城全區固定資產投資完成480萬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發展地方工業，各縣都自籌資金建成了一批新工業項目。1956年，晉城地方工業總產值達8574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近20%。原煤產量101萬噸，生鐵產量1.2萬噸，發電量8萬千瓦時，白布17萬米，均比1952年有了大幅度增長。

　　其次，推進企業生產改革，著力改善企業管理。在完成國營廠礦民主改革的同時，針對這些企業當時普遍存在生產技術和財務管理秩序混亂，管理機構和勞動組織不合理，生產成本高，基本建設浪費嚴重等問題，開始采取一系列生產改革措施，逐步廢除舊的管理機制，初步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生產、經營、安全技術等各種責任制，并開始推行經濟核算和計劃管理。

　　第三，深入開展以增產節約為中心的勞動競賽活動，努力遏制浪費，降低成本。同時，通過勞動競賽，廣泛征求職工的合理化建議，鼓勵技術發明和創造，極大地發揮工人的主人翁作用，不僅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為國家節約了大量資金。

　　第四，大量為工業戰線配備和培養人才。從1953年起，為了適應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晉高陽陵沁各縣都從各級各部門動員、抽調大批優秀干部轉到工業戰線，充實和培養工業方面的領導骨干，著力改變工業建設干部極端缺乏的狀況。同時，認真落實黨對技術人員的政策，進一步做好團結、改造原有技術人員的工作。此外，還采取舉辦短期培訓班、業務文化技術學習班等辦法，培養各類技術工人。

　　通過上述一系列措施，晉城各縣的工業化建設得到較快發展。至1956年底，全區鄉鎮以上工業企業647家，其中縣屬以上國有企業29家，較1953年增加了13家。工業總產值1956年是1953年的將近2倍。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1956年為4017元，較1953年的2011元增長100%。以此為起步點，晉城工業逐步走上了一條從自己的實際出發，重點建設煤炭、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工業的重工業發展道路。

　　二、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

　?。ㄒ唬┺r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首先是從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的。

　　1953年，隨著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始，如何把農村更快的引上集體化的道路，變農民的個體私有制為集體所有制，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提出的逐步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重要任務，成為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亟待解決的事情。在此形勢下，黨不失時機地全面啟動并加快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1953年2月、1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和《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兩個決議指出，從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再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是農業合作化的必由之路。要求各地按照積極發展、穩步前進、自愿互利的原則，通過典型示范，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農業生產合作化。自此，全國的互助合作運動開始由鞏固發展互助組轉變為全面發展初級社。

　　晉城實現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的過程，總的來說是采取由點到面，由少到多，由示范到普及的方法和步驟進行的，大致經過了從個別試辦、取得經驗，到全面布局、有計劃地發展，再到掀起高潮、普遍建立3個階段。

　　1951年至1953年以前為個別試辦、典型示范階段。1951年10月，晉城縣秦莊、陵川縣復莊、陽城縣西冶、高平縣王村等村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1952年夏秋，這些初級社普遍增產增收，激發了當地干部群眾參加互助合作運動的積極性。長治地委和各縣縣委積極引導，全區試辦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增至40余個，加入初級合作社的農戶占到農戶總戶數的3.9%。其中晉城縣試辦的1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總收入超過最好互助組總收入的24.7%，副業收入也比互助組有了大幅度增加。為進一步開展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經驗。

　　從1953年開始，各縣的農業合作化進入全面布局、有計劃地發展階段。黨中央的決議下發后，有辦社經驗的晉城各縣立即掀起了大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熱潮。如高平縣出現了農業社要求擴大，長年互助組要求辦社，單干戶要求入組的局面。高平縣委根據群眾的要求，適時加以引導，在很短的時間內，全縣初級農業社就增加到60個，有1443戶農民入社，占組織起來農戶的5.5%（當時全縣組織起來的農戶為29325戶，其中長年互助組占33.6%，臨時季節組占60.9%）。這段時間，各縣黨組織大多數都能認真貫徹“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堅持等價交換、自愿互利的原則，力求辦成一個，鞏固一個，所以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辦社過程中，力求積極穩妥，各縣縣委相繼發出《關于鞏固擴大與發展農業社的指示》，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指導性意見。關于舊農業社的鞏固與擴大問題方面，要求在鞏固舊農業社的前提下，積極擴大新社員，同時可以適當吸收無勞力的困難戶入社；對不鞏固的農業社，找出問題，調整干部，使其得到鞏固。在發展新農業社問題方面，要求加強對農民的集體化教育，既要按照中央要求，大量發展新社員，成立新的農業社，又必須以中央的5個條件為標準，必須有足夠的公道能干的骨干和會計人才；在審查入社社員時，凡未改變成份的地主、富農、投機商人、流氓和破壞分子不能入社。由于這些指導意見的出臺，以及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深入宣傳，再加上先辦的農業合作社取得豐產豐收的事實，讓農民親眼見到了走集體化道路的優越性，更多的農民開始積極要求入社。到1954年春天，全境初級社和互助組達到15816個，比1953年初增加了近3倍半。組織起來的農戶達到22.6萬戶，人數達90萬人，分別占農戶總數的80%，農業總人口的82.6%。初級社和互助組的耕地面積達275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84.7%。其中，出現了一批100戶以上的大社。

　　但是，這一時期，同全國、全省不少地方一樣，晉城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貪多求大，盲目冒進”的偏向。如有些地方不顧農民的覺悟程度，不顧互助組的實際情況，一味地追求發展高級形式，動作過急過猛，甚至發生了強迫群眾入社的行為；有些地方片面強調農業合作社社會主義性質的一面，過多進行公共積累，隨意侵犯社員的私有財產；有些地方排斥打擊單干的農民，不注意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等等。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群眾的思想混亂，損害了黨的威信，削弱了農業合作社的凝聚力，干擾了合作社的健康發展。針對這種情況，1953年10月，晉城各縣縣委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和山西省委《關于審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緊急指示》，相繼召開縣、區、鄉三級干部會議，并從各級機關抽調干部，深入到鄉村，對新建、擴建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逐社進行了嚴格的審查、糾偏和整頓。對一些不夠條件的初級生產合作社，經說服重新轉為互助組，一些積極性不高的社員被勸退了社，同時，將一些百戶以上的大社縮小規?；蚍殖扇舾尚『献魃?。但是，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種傾向常常掩蓋著另一種傾向，急躁冒進被糾正了，一些地方在指導思想上又發生了消極保守、放任自流的偏向。對此，各地又按照山西省委《關于加強農業生產與互助合作領導的指示》，嚴肅批評了這種傾向，指出了其危害性，并采取措施切實加以了糾正。

　　1954年秋天之后，晉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掀起高潮、普遍建立階段。早在這年初，山西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定》精神，確定到1954年春耕前，全省初級社數量要比1953年擴大兩倍。1954年9月24日至10月3日，省委召開全省互助合作會議，認為全省“大規模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機已經成熟，各級領導必須緊緊掌握這一有利形勢，積極領導農民發展農業合作社”。經過討論，會議決定秋冬兩季在現有的基礎上初級社再發展兩倍，同時鞏固和擴大老社。

　　根據省委的部署，晉城各地從1954年10月起，普遍大規模地掀起了第一次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經過前后近半年的努力，到1955年春，全區建成農業合作社2200余個，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超過50%，相當于上年的4倍多，實現了鄉鄉有社。這次建社高潮前后，大都準備比較充分，措施得力。一是從上到下始終抓了鞏固老社這一主要環節。二是各地領導機關都制訂有全年建社工作計劃。三是各縣普遍建立了“互助合作網”，有計劃地選擇條件好的常年互助組，培訓了大批辦社骨干。四是采取組織參觀、訪問等形式，將普遍動員號召與個別說服教育結合起來，對農民群眾進行長年深入的思想發動和宣傳教育。五是在建社的領導上，嚴格控制了各地的發展指標，并規定了凡建立百戶以上的社均須地委批準的制度；在建社的步驟上，采取了全年計劃，長期準備，分批建立的辦法；此外，縣委還結合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工作，及時組織區鄉以上干部下鄉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幫助進行糾正。所有這些，都對這次大規模的建社運動能夠基本上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起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當然，這次建社高潮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現仍然是由于部分地方不顧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盲目要求建大社，追求百分比，趕先進，出風頭，導致這些地方生產合作社發展速度過快，規模過大。另外在耕畜的處理問題上，各地普遍存在作價過低的情況，少數社強調“集體喂養”，不論牲口大小，一律集中到社；還有的老社一味“增長社會主義因素”，過急降低土地分益的比例，使一部分社員減少了實際收入。所有這些偏差，都曾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社內外群眾的疑慮和不滿，加上1954年農業遭災，糧食減產，國家在統購中又過多地征收了農民的食糧，使得農民情緒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動蕩，不少地方出現亂砍樹木和出賣宰殺牲畜等混亂現象。據統計，從1954年冬到1955年春，全區因出賣宰殺等原因減少大牲畜、豬、羊等達39900頭。

　　針對這種混亂狀況，各縣縣委、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加以整頓，并確實使“農村的緊張空氣逐步得到了緩和”，①使農業合作化運動繼續保持發展、鞏固、再發展、再鞏固的“穩步前進”勢頭。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批評了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報告精神，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社問題的決議》。由此，晉城各地再次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

　　1955年8月12日至14日，山西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傳達毛澤東的報告及黨中央決議，并圍繞解決“右傾保守思想”問題，通過了《關于發展、鞏固農業合作社的計劃》，確立了全省要在3年內全面實現農業合作化的目標。晉城各縣根據上述精神，立即召開三級擴大干部會議，一面學習貫徹中央、省委的有關決議和指示，一面組織干部群眾針對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展開了檢查和批判?？h委重點檢查了在群眾運動的大風暴面前，對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認識不足，對合作化運動指導不力，對開創新局面膽子不大等問題，在強調發展速度的前提下，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發展規劃，各縣的合作化運動從此擺脫了原“穩步發展”的正確軌道，邁入高速時期。到1955年12月底，境內初級社的數量猛增至3422個，入社農戶近23萬戶，約占農戶總數的91.2%，基本實現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社，同時，有些激進的地方開始試辦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合作社。

　　這一時期雖然出現了要求過高、速度過快等問題，但在各地干部群眾熱情的努力下，農業合作化運動仍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一批農業戰線的模范單位陸續涌現。陵川農場、陵川連全保農業生產合作社、陵川婁王鎖農業生產合作社、陽城吉貴堂農業生產合作社、晉城坪頭公營種馬配種站等單位先后被省人民政府授予農業豐產模范單位。

　　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迅猛發展的形勢和連續幾年取得的成就，使人們頭腦進一步發熱起來，極大地誘發了加速發展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欲望，晉城農業合作化運動隨之掀起了第三次大發展的浪潮。

　　1955年12月，正當晉城各縣普遍完成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合作化之時，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強調“對于一切條件成熟的初級社，應當分批分期地使它們轉為高級社，不升級就妨礙生產力的發展”。①長治地委隨即決定在全區先集中100個社作為第一批試辦高級社。這100個社由134個初級社合并而成，包括社員15115戶、51384人、174348畝耕地，其中最大的社是高平河西，共378戶，最小的社是陵川安陽，共44戶。在試辦的基礎上，逐步推廣，年終鄉鄉建立1個高級社，全區共建1000個高級社，社員戶占總農戶的25.5%。1956年1月8日，長治地委遵照黨中央“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進一步制訂了全區初級社向高級社過渡的規劃，決定把全區現有的11000個初級社并為4000個高級社，力爭到1957年全面實現合作社高級化目標。地委要求各縣委、區委、鄉支部的干部，大力克服因循保守的思想，努力使自己的認識趕上群眾運動的步伐。要求各級切實加強黨對運動的領導，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盡快把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推進到新階段。為做好興辦高級社的工作，地委還分兩批培訓了辦社干部，并進行了轉社試點。應當說，長治地委的規劃已經超越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但即使這樣的規劃，仍被中央視為“小腳女人”精神。此后，建立高級社的速度飛躍加快，不僅所有的初級社全部轉為高級社，就連互助組也一躍轉為高級社，甚至動員單干農民一齊入社。經過這種“一鞭子趕”的做法，到1956年1月底，晉高陽陵沁5縣共建成一村一社的高級社1746個，入高級社農戶達28.1萬戶，占總農戶的99.7%；高級社社員達到112.1萬人，占總人口的99.7%；耕地326萬畝，占總耕地99.8%。高級社實行土地歸公，牲畜、農具作價入社，土地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勞力定額計酬，按勞分配。至此，晉城各縣提前實現了以單一公有制和集體經營為標志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這樣，使本來就有“冒進”色彩，需要用3年時間實現的高級形式合作化計劃，在不到半年時間就完成了。歷史證明，這種不顧國情高速發展高級農業合作社的作法，不可避免地對以后的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帶來消極的后果。

　　農業合作化完成后，按照省委的部署，晉城各縣從1955年12月開始，以鞏固和提高農業合作社為目標，開展了首次整社工作。這次整社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準備不足及工作過粗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如生產資料公有化政策界限模糊，歸公的牲口農具作價偏低，不應歸公的社員私有財產也歸了公等，旨在消除廣大社員的種種思想顧慮和不滿情緒。整社的主要任務和內容是以搞好生產為中心，整頓和改進農業社的生產管理、勞動管理和財務管理，整頓社內的干部管理機構；檢查互利政策的執行情況；妥善處理鰥寡孤獨戶的吃、穿、住等問題；加強合作社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制訂和完善合作社章程；加強對牲畜的飼養管理；開展以比增產、比造林、比牲口、比技術、比勞動生產率、比節約、比文化、比政治為內容的“八比”運動。經過整社，雖然部分地解決了一些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由于當時指導思想上“左”的影響，沒有也不可能觸動更深層次的問題。

　　晉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從開始試辦初級社，到實現高級社，前后經歷了大致5年時間?？v觀這場運動，把當時汪洋大海般的個體小農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集體性質的經濟，使億萬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這確是一個偉大的創舉。特別是1955年上半年之前，雖然一些地方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但總的來說，這一階段的合作化運動保持了穩步前進、健康發展的勢頭。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大反所謂右傾保守主義，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單一的偏向。尤其在由初級社向高級社轉變時，“改變過快”問題表現得很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黨缺乏領導經濟建設的經驗，在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始終有一種急于求成的沖動，較少地考慮到農民接受的可能性，把一些在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辦法，不恰當地運用到發展經濟中，從而導致生產關系的變更同農民的覺悟程度脫了節，以致長期留下不少問題，挫傷了部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中國農業以后曲折的發展道路同這一時期農業合作化運動造成的影響不無關系。

　　但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畢竟是一場空前廣泛、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大變革。它的順利完成，首要作用便是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大協作巨大的凝聚力和動員力，使廣大農村分散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形成戰勝自然力量的現實可能性。高平人民在縣委、縣人民委員會（1954年6月，各縣人民政府改為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成功治理丹河的事例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丹河是高平境內一條最大的河流，全長90多華里，沿河兩岸有肥沃的土地。幾千年來，每逢大雨，山洪暴發，丹河泛濫，就要淹沒兩岸大片肥沃的土地，給當地群眾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曾有歌謠這樣唱道：“丹河水，滾滾流，好像黃河開了口，洪水滾過地，良田變成溝，糧食牲口漂漂流，房屋塌，人沖走，年年欠收年年愁”。實現農業合作化后，高平縣委組織丹河兩岸的城關、米山、河西3鄉36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及時打響了共同治理丹河的戰役。治理中共動用民工24.9萬個，投資57萬元（其中國家投資22.58萬元），經過一冬一春188天頑強奮戰，于1956年春筑成2條34華里長的干渠，100多條支渠、斗渠，2條攔洪閘，261條渡槽、跌水、跨橋，一舉改變了丹河兩岸的面貌。1956年丹河澆地22700畝，實現增產1814000斤。經過進一步完善后，1957年丹河澆地達到25000畝，實現增產250萬斤，危害人民的丹河終于成了造福人民的丹河。群眾高興地唱道：“地連片，人連心，合作化扎下了幸福根，千人萬馬治丹河，刨掉一條窮命根?！?/p>

　　除此之外，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實現，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推動了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促進了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ǘ┦止I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農業實行合作化的同時，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晉城各地逐步展開。

　　所謂手工業，主要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和服務業。新中國成立時，晉城地區工業基礎相對落后薄弱，手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據統計，1953年，全區共有工業企業5522家，其中，縣屬以上國營企業16家，縣屬集體企業111家，而地方合營、私營企業為5395家。這些合營、私營企業絕大多數是靠手工操作，規模也很小，但由于數量眾多，行業齊全，遍布城鄉，所以其總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占據很大的份額，占到42%。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工人約3萬余人（不包括小手工業者及家庭副業）。當時，隨著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新發展，農民的購買力大大提高，對工業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國家當時正處在過渡時期，建設的重點是重工業，輕工業還不能充分的發展，人民所需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單靠國營工業根本得不到滿足的供應，尤其是農民所需工業品的60%－80%要靠手工業來提供。在這種情況下，如不大量發展手工業，以彌補日用品生產的不足，勢必會影響農民的生產、生活以至國家工業化建設的正常開展。但從整體上看，這些個體手工業者的生產技術手段都比較落后，勞動效率低下，勢單力薄，生產方式落后，遠遠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改變手工業這種落后的狀況，使之同國家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適應，就必須改變其生產關系，對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它走合作化的道路，這也是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引導手工業者走合作化的道路，當時主要采取了3種形式：一種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小組。這是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初級形式，其特點是小組負責統一安排原材料采購、產品推銷和統一接洽加工訂貨等業務，小組成員仍然獨立生產，分散經營，自負盈虧。第二種是手工業生產供銷社。這是一種過渡形式，特點是生產資料仍為私有，一般也是分散生產，但在供銷環節上已組織起來，在某些生產環節上開始集中生產，并開始購置公有的生產工具，因而較前一種具有更多的社會主義性質。第三種是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這是一種最高形式，其特點是入社社員將全部生產工具、設備折價歸社，統一經營，集中生產，并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取得勞動報酬。

　　晉城因是老解放區，手工業生產互助合作開展得較早。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黨組織和抗日政府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事業的同時，就組織起一些手工業供銷合作和生產合作組織。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各縣組織手工業互助合作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對那些資金不足和采購原料有困難的個體戶，由供銷入手，組織加工定貨，給予銀行貸款，支持他們搞好生產；對失業、生活無著落的手工業工人，組織其建立生產互助組織，進行生產自救；對一些有發展前途的行業，選擇覺悟較高的手工業勞動者，試辦手工業生產供銷合作社。

　　1953年9月，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正式公布，提出了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新任務。1954年，中共山西省委在總結過去手工業生產合作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全省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即：進一步加強國家對手工業的扶植和指導，不斷啟發從業者組織起來的積極性，積極穩妥地由小到大，由低到高，普遍發展手工業生產社與生產小組，逐步實現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據這一方針，長治地委及時制定了《關于建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十一條標準》。主要內容：手工業合作社必須是由從事手工業的勞動者自愿組成的互利性組織；合作社社員必須交納入社費和股金，其數額最少應為社員一個月的平均工資；動員一切可能組織起來的手工業者加入生產小組、生產供銷社、生產合作社等組織；無論哪種組織形式，均應實行合理的計件工資制、超額獎勵制和勞動返還金制；工具、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和合作社積累的各種基金，均為合作社的公共財產；合作社的管理實行民主集中制，社員有權參加生產管理和財務管理等；合作社的生產管理在定員、定量、定質、定料的基礎上實行五統一。即統一財務管理，統一供應社員生產原料和推銷產品，統一產品規格，統一規定原料產品的定量標準，統一規定計件工資標準和勞動返還金；合作社要接受上級社的領導，認真遵守執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合作社不得直接從事供銷業務，要通過合同加強同國營供銷社的業務聯系，由國營供銷社為其解決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問題。

　　為了切實加強對建社工作的指導，1955年3月，長治專署舉辦了一次全區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社骨干訓練班，培訓的主要內容是對中央“統籌兼顧，全面安排”方針的執行情況和省、地委有關建立手工業合作標準的理解。晉城各縣均派員參加了培訓，參加培訓的干部回來后，相應地組織本縣的干部進行了類似的培訓，培養出了一批過硬的干部隊伍。培訓結束后，各縣普遍召開手工業者大會，手工業者建社整社工作全面鋪開。期間，各地一般都注意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群眾覺悟的程度，采取靈活多樣的組織形式，引導手工業勞動者根據自愿互利的原則組織起來。既反對貪多求大，也反對放任自流，停止不前，并注意整頓與發展相結合，培養典型，樹立榜樣。因而這時期的手工業改造基本是“積極領導、穩步發展”的。到1955年上半年，全區建立手工業合作社90余個，包括煤、鐵、木、礦、瓷、縫紉、磚瓦、麻繩、針織、皮革、印刷、編造、農具制造、自行車修理等行業。另外，還鞏固和新建了許多手工業生產小組和生產供銷小組，入組入社的手工業者占到可能組織起來的手工業者總數的80%左右。

　　新建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產、供、銷都納入了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原料供應有了比較可靠的保證，產品銷路也有穩定的渠道，生產能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計劃進行。由于外部條件的改善和內部管理的加強，合作社的勞動生產率普遍高于個體手工業生產者。據調查，當時每個手工業社員的平均產值為968元，個體手工業者為708元，前者比后者高出36.7個百分點。同時，合作社能夠不斷地積累公積金，從而為改良工具、改進技術、擴大再生產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隨著生產的發展，社員得到了較大的實惠，如社員的工資1953年平均比1952年提高15.8%，1954年又比1953年提高了11.6%。此外，手工業合作社在各級黨政部門的支持下，辦起了一批為自己培養技術人才的業余學校，極大地提高了社員的技術素質和文化水平。僅晉城縣42個社就辦起28座業余學校，入學學員占社員總數的92.9%。合作社的這些優越性，對廣大手工業者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1955年夏，隨著全國上下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批判，以及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速發展，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產生了強烈影響，之后，中共中央以及國家手工業管理局等單位多次批評相當多的干部“保守落后思想”，要求手工業合作化的速度必須與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相適應。在此形勢下，晉城各地建社速度明顯加快。1956年1月至2月，在各級黨組織的大力發動下，晉城出現了個體手工業者踴躍報名入社的高潮。截止2月中旬，5個縣約有34000名手工業者加入了各種形式的手工業合作社，占可能組織起來的手工業者總數的99.1%，其中，加入生產合作社的手工業者約31000人，占組織起來人數的91%。僅晉城縣就建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184個，手工業合作小組750個，供銷生產社7個，社員達10370人。陽城縣還有5個手工業合作社過渡為國營企業。至此，晉城手工業基本實現了從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歷史性變革，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會主義集體手工業經濟。

　　應當指出，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前期，晉城各級黨組織的指導思想是積極慎重的，運動的發展是扎實穩妥的，但在后期也出現了類似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所發生的偏差和錯誤。主要表現在對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實行了過多過急的、不加區別的合并和集中。由于組織規模同管理水平的矛盾一時難解決，結果導致手工業產品的質量下降，花色品種、服務網點和加工網點減少，給居民生活造成了一些不便。這是應當記取的教訓。

　?。ㄈ┵Y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3年，在農業和手工業合作化運動蓬勃開展的同時，晉城各縣按照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

　　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設想，采取和平贖買的方針和利用、限制、改造相結合的政策，通過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和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由初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將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經濟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

　　早在晉城各縣解放之前，境內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就遭到了嚴重摧殘。解放后，晉城各縣黨組織和老區民主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保護和鼓勵發展的政策，使其得到恢復發展，在當時的國民經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新中國成立時，在恢復國民經濟過程中，對工商業進行了合理調整。特別是經過“五反”運動，使多數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始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到1952年，全區民族工商業共有4052戶，從業人員9320人。其中，私營工業產值1854萬元，占工業總產值的44.7%；私商從業人員8000余人，零售額2134萬元，占商品零售總額的74.5%。應當承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恢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變得日益突出和尖銳。面對這種新形勢，只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才能緩解各種社會矛盾，從而保持國民經濟高速協調發展。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兩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確定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隨后在公布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將逐步實現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列為其中的組成部分。此后，晉城各縣的對資改造工作按照黨的上述方針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開始進入有計劃、有系統的穩步發展階段。

　　各縣縣委在這一時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進行了積極準備和認真的組織領導。首先，在工商界深入開展了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和愛國守法教育，通過講明政策，擺出問題，展開討論，具體分析和典型示范等方法，使大多數工商業者消除了顧慮，提高了認識，認清了歷史發展趨勢和個人前途，表示愿意接受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社會主義改造，愿意服從國家法令，遵守國家的價格政策，樹立新的工商業道德，徹底摒棄“五毒”行為。其次，成立由各縣主要領導任負責人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領導組，加強對資改造工作的領導。第三，緊密聯系各自的實際，因地制宜實現改造。在1955年上半年之前，晉城各縣主要通過加工定貨、統購包銷這樣一些初級形式，將資本主義工商業順利地納入了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建立并完善了社會主義經濟成份與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在企業外部的聯系。這一形式的特征是，企業基本仍按原有方式經營，公私矛盾、勞資矛盾仍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為此，從1955年下半年起，各縣繼續加大對資本主義商業改造的力度，抽調有實際經驗、工作能力強的干部經培訓后組成私改工作隊，分赴各集鎮、各市場宣傳摸底，做資本家的思想工作，為推行高級形式的公私合營做準備，由此，各縣的對資改造轉入公私合營階段。

　　這一階段各縣比較認真地貫徹執行了中央“鞏固陣地，重點擴展，做出榜樣，加強準備”和“積極領導，穩步前進，逐步發展”的方針，公私合營進展普遍比較健康和穩妥，效果良好。一是重視整頓、鞏固和提高已有的公私合營企業，提倡“寧可少些，但要好些”，堅持條件成熟一個、合營一個。二是既考慮工商業者自愿的原則，又堅持國家、地方的需要和企業發展前途，防止盲目合營。三是在清產定股、人事安排、利潤分配等方面，注意貫徹民主協商、公平合理的政策，公私兼顧，適當照顧私方的合法利益。四是認真做好思想工作。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派出工作組，了解和掌握企業各方面情況，動員工商業者自愿申請合營，經上報批準后，由公股代表、職工代表和資方代表三方組成公私合營籌備委員會，協商解決包括清產定股、職員安排等有關合營方面的重大問題。高平縣經過工作組的細致工作，在短短的三天時間內，就收到資本家要求進行公私合營的申請書724件。經縣人民委員會研究批準，分別按行業將204戶純商業戶過渡為國營零售門市部、供銷合作社門市部、國營代購代銷戶、供銷合作社代購代銷戶、公私合營經銷戶等。將47戶飲食企業分別過渡為供銷社食堂和經銷戶。將20家旅店過渡為供銷合作旅店。將18家煤炭企業、10家煉鐵企業、3家木材加工企業分別改為公私合營企業或合作社。該縣全行業公私合營在短短幾天內就大功告成。

　　1955年11月，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要求各地迅速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山西省委和長治地委立即進行了傳達部署，并向各縣發出緊急通知，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的所謂右傾保守思想，要求從現在起，在主要行業中，以地區為單位，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1月，各縣根據地委的緊急指示，加快了工作進度，紛紛召開縣委、私改工作隊和各有關部門負責人的會議傳達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隨后又通過召開職工店員會、職工店員積極分子會、手工業者會、資本家積極分子會等宣傳中央的精神。動員工商業者自填、自估、自核、自報，向政府申請公私合營。一些難度較大的地方，采取“先收編，后改造”的辦法，即先批準公私合營，隨后再進行清產合資、企業改組和人事安排。清產按照“以質論價，充分協商，資本家滿意，國家不吃虧”的原則進行，對公私方的財產都做了認真的評估，并把私股改為拿定息。人員處理按照省委“全部包下來”與“統籌安排”的要求，凡拿定息的私方在職人員均做出妥善的安置，其中資方的代表人物還在國營經濟業務部門安排了恰當的職位，工資也一般維持在原有的水平。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對資改造進展神速。1956年1月底，晉城縣全部1011戶私有企業和1457名從業人員順利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其中轉入工業或農業的139戶，246人；過渡為國營、合營的199戶，133人；改造為代營代銷的360戶，546人；公私合營170戶，210人；改造為經銷的134戶，142人。到2月，全區4052戶、9320名工商業者全部實現了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成功。

　　各縣公私合營任務完成后，原來的資本家興高采烈地舉行了慶祝大會。1月25日，晉城、高平縣城的大街小巷，張燈結彩，敲鑼打鼓，鞭炮齊鳴，1萬余名職工和工商業者家屬舉行了規模宏大的集會游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當然，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也存在著要求過急，工作過粗等問題。由于運動來勢過猛，誤將一部分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盲目地帶入到公私合營的企業中，加之店、攤合并過多，清產合資價格不準，人員安置不當，影響了部分小商小販的經營積極性，以致在短期內出現了經營攤店、商品品種減少，業務水平、服務質量下降的現象，使群眾生活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是這些缺點和問題，都是在前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不能借此否定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

　　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完成，表明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剝削制度己被徹底消滅，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國民經濟中己占有統治地位，這一根本性變化標志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晉城已經基本建立，這是晉城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歷史性變革，是晉城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為晉城人民今后走上社會主義開辟了一條康莊大道。

　　三、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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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各項社會改革任務的勝利完成，特別是隨著民主建政工作在各地的深入開展和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的即將開始，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覺悟極大提高，原來由各界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召開由人民普選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過了《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由下而上漸次召開鄉、縣、?。ㄊ校└骷壢嗣翊泶髸?，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3月，進一步公布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依照中央的決議和《選舉法》的規定，以及中央、省、地選舉委員會的有關指示，晉城各縣于此間相繼進行了一系列積極的準備工作。

　　首先，于1953年5月至8月先后成立各縣選舉委員會，在選舉委員會的指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區鄉劃改工作。結合普選登記和代表分配，對原有的區鄉設置進行了大輻度的撤并和調整，對原區鄉行政機構進行了全面的精簡和規范。到1953年8月下旬，全區原有的811個行政村、39個區，共改劃為544個鄉、24個區。1956年初，撤銷區級建制，實行縣管鄉，全區共劃247個鄉（鎮）。區鄉劃改工作對統一基層行政組織，減少領導層次，提高工作效率，適應農村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均起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為即將開始的基層選舉準備了條件。

　　其次，從8月初到年底，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口調查和選民登記工作。通過普查，1953年底，全區共有人口111.98萬人，其中符合選舉法的選民有70.98萬人。

　　第三，選擇一些鄉鎮開展了基層普選試點工作，通過典型試辦，達到了摸清情況、取得經驗、指導全面和培訓骨干的目的。

　　第四，根據普選法的規定和各地實際，擬定了普選計劃，集訓了大批宣傳隊員，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普選宣傳活動，深入做好選民的思想發動，切實提高廣大選民的政治熱情和參選意識。

　　開展基層普選，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當時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晉城各縣黨委、政府1954年的重要任務之一。普選全面展開前后，各縣縣委多次發出指示，并召開各級干部會議，反復強調搞好基層民主選舉的重要意義，要求各級在指導選舉工作時必須掌握4個環節：一是普選必須與宣傳貫徹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等中心任務和生產緊密結合；二是必須抓緊抓好選民登記和代表候選人的醞釀提名；三是必須廣泛發動婦女群眾參加普選；四是必須把宣傳教育工作貫穿整個普選過程。

　　1954年1月中旬，各縣普選全面展開，到4月下旬全部結束。據統計，全區參加選舉的人數平均達到了其選民總數的92%，有的地方甚至達到了100%，其中女性參加人數達到了女性選民總數的91.3%。廣大選民在選舉中以主人翁的姿態，認真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慎重地投下了自己寶貴的一票，一批深受人民群眾擁護的優秀共產黨員、勞動模范、農業合作社等群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和各界先進人物被選為人民代表?；鶎悠者x結束后，各鄉鎮相繼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們圍繞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本選區的工作，進行了認真熱烈的討論，通過了關于工作安排和生產計劃的決議，選舉了鄉、鎮人民政府的主要組成人員以及出席縣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鄉鎮人代會上收到許多代表的提案，絕大部分是關于當前生產和改進領導作風、加強基層民主政權建設的意見和建議，充分表明經過普選，廣大人民的民主意識和生產積極性有了新的提高，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1954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經過充分準備，晉城各縣相繼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①出席首屆人代會的代表共1095名，其中婦女代表約占23.1%。在所有當選的代表中，工人占9.5%，農民占31.4%，文教人員占11.3%，科技人員占3.8%，國家工作人員占33.4%，愛國民主人士占6.8%，其它占3.8%，體現了代表的廣泛性。大會普遍審查、討論并通過了各縣人民政府當年的工作報告和下半年的工作計劃，討論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草案，審議并通過了各縣的財政預決算，選舉產生了各縣人民委員會的縣長、副縣長及人民委員會委員，選出了出席省人代會的代表。自此至1956年9月，各縣第一屆人代會共舉行過24次會議，針對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及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當地發展中遇到的重大問題等廣泛展開討論，并作出相應的決議和決定，有力地推進了當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全面發展。

　　晉城各縣基層普選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相繼召開，結束了新中國成立后暫由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過渡階段，進一步健全完善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晉城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為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用民主的方法動員人民群眾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保證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得到全面的貫徹和執行，推進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隨著各縣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原來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及其協商委員會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作用即告停止。1955年3月23日至2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晉城縣委員會第一屆首次全體會議召開。這是全區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在這一時期內成立的政協組織。出席會議的政協委員33人，晉城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6人，加上有關領導和來賓共61人?？h長李明星致開幕詞；縣委統戰部副部長馬長年傳達了省政協一屆一次會議精神；晉城縣各代會副主席劉漢民作了各代會常委會5年來的工作報告；縣委書記林矗作了關于目前形勢的政治報告。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政協1955年工作任務的決議，選舉產生了政協晉城縣第一屆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常務委員。按照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晉城縣政協的成立，標志著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在晉城建立了起來，標志著晉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組織上的形成。

　?。ǘ┥鐣髁x法制建設的加強

　　進入“一五”時期，為保證大規模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順利進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晉城各縣縣委、縣政府（人民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積極采取有力措施，從各方面加強法制建設。

　　1953年6月6日至15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司法會議，制訂了《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貫徹第二次全國司法會議計劃》，要求各地根據具體條件，有領導、有計劃地普遍建立調解委員會、巡回法庭、人民陪審制和人民接待室等組織形式，加強干部群眾的法紀教育。根據全省司法會議精神，晉城各縣的司法建設從各方面得到加強。

　　在政治思想和業務建設上，各地司法工作者日益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各項政策法令的學習，重視對司法實踐經驗的研究總結，提高了理論、政策和業務水平。

　　在組織和制度建設上，各縣相繼抽調一批強有力的干部充實到司法部門，加強了各級司法機構，尤其是法院和基層法庭。到1953年秋，各縣將原政府司法科改建為人民法院，基本上健全了審判機構。與此同時，各地把建立和辦好巡回法庭作為制度建設的中心環節，逐步建立了人民陪審制，有重點地建立和整頓了基層調解組織。到1954年6月，各縣普遍建立了巡回法庭，約一半以上的鄉鎮建立了調解委員會，村設置了人民調解員。

　　1955年1月至3月，晉城各縣先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依法選舉出各縣人民法院院長。接著，各級人民法院建立審判委員會，逐步實行公開審判、陪審、辯護、合議、回避等各項審判制度。此外，各縣還建立了人民法庭，自此，審判工作開始由建國初期的主要依靠群眾和軍事的直接行動辦案逐漸向按照法律程序辦案的方向過渡，這是各縣法制建設上的重大轉折。從1954年到1956年，據不完全統計，各縣人民法院共審結刑事案件3000余起，民事案件近7000起，有力地打擊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解決了大批人民內部的糾紛，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與此同時，各縣大力加強了人民檢察工作。1951年，晉城各縣始設檢察署，檢察長一般由公安局長兼任，為政府的一個工作機構，但當時人們普遍缺乏對此項工作重要性的認識。隨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檢察工作的重要性才日益引起各級黨委的重視。1954年6月，全省檢察工作會議之后，各縣的檢察機關相繼建立，并成為獨立的法律監督機關。這一年，晉城縣檢察院被確定全省審判監督、偵訊與偵察監督、監所勞改隊監督和一般監督等4項業務制度建設的試點。以后，4項業務制度建設迅速推廣到其余各縣。在此期間，各縣檢察機關普遍加強了在職干部的理論學習和業務學習，檢察干部的思想覺悟、政策水平和業務能力不斷提高，檢察機關在“三反”、統購統銷、肅反等工作中，充分發揮了憲法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能。

　　在促進審判和檢察工作的同時，各縣縣委、縣人民政府這一時期還開展了一系列法制宣傳活動。

　　1954年6月17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正式公布的第3天，晉城縣委、縣人民政府就成立了由縣委書記、縣長等15人組成的憲法草案討論委員會，發出《憲法草案學習宣傳和開展討論的計劃》，號召全縣廣大干部群眾對憲法草案開展大張旗鼓的宣傳、學習、討論活動，同時要求與當前的生產緊密結合起來，切實起到推動和促進生產的作用。從6月中旬到7月上旬，全區共培訓憲法宣傳員、報告員500余人，組織宣傳積極分子近萬人，召開各種報告會、討論會、座談會1000余場次，印發各種宣傳資料12萬份。到8月底，共有82萬余人直接聽了憲法草案的宣傳和報告，其中參加過討論的達60余萬人。各縣共向有關部門提出修改、補充意見600多條。

　　這次對憲法草案的大討論、大宣傳、大學習，是一次廣泛深入的普法教育，極大提高了人民群眾對新中國人民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對制定憲法的重要性以及對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認識，進一步激發了晉城人民熱愛祖國、關心政治的熱情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了廣大群眾維護憲法和法律的自覺性，同時也為當時公、檢、法機關協力搞好鎮反和肅反運動創造了條件。

　?。ㄈ┟C反運動的開展

　　在建國初期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有少部分反革命骨干分子漏網潛逃，也有一些以種種手段混入各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和生產、經貿、文教等部門內部的反革命分子，還未來得及揭露和肅清。一些反動的會道門組織在人民政權的重拳出擊下暫時銷聲匿跡，暗藏躲避?？墒?，進入“一五”時期后，這些反革命分子乘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全力發展生產之機，卻又蠢蠢欲動，勾結起來，利用當時一些工礦企業制度不嚴、干部技術能力不高，農村工作出現某些缺點和暫時困難，以及黨和政府機關部分工作人員滋長新的輕敵麻痹思想等情況，以更加隱蔽多樣的方式，采取挑撥離間，造謠惑眾，制造事故，損壞設備，竊取情報，公開煽動或陰謀發動反革命暴亂等手段，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如晉城縣反動會道門“一心天道龍華圣教會”就曾準備升大旗、懸掛天盤、燈籠、皇家大印、圣旨等一整套暴亂的東西，定于1953年2月20日組織1000余道徒，于高都鎮和城關同時舉行暴動，妄圖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權。經群眾檢舉后，被公安機關一舉搗毀，逮捕重要道首32名、中小道首60余名。同年11月，晉高陽陵沁5縣的反動會道門“圣母軍”活動猖獗，道徒達1400余人。他們對內傳播反共言論，對外策動地富反攻倒算，并不斷破壞基層組織和工農業生產。5縣在長治地委和專署公安處的統一指揮下，聯合作戰，于11月7日全面取締了該組織。這些反革命殘余勢力的種種破壞活動，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工作的正常進行，威脅到人民民主政權的鞏固，造成了社會秩序混亂，雖然均遭到嚴厲打擊，但如不徹底地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勢必會死灰復燃，積惡難除。因此，在社會主義改造掀起高潮，各項建設有條不紊進行的同時，開展一場肅反運動，進一步穩定社會秩序，成為當時黨和政府一項重要的任務。

　　1955年5月14日和7月1日，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關于全黨必須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進行斗爭的指示》和《關于展開斗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根據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的部署，長治地委和晉城各縣縣委均先后成立肅反5人領導小組，并調配5000余人專門進行肅反工作。

　　這次肅反運動是從社會鎮反和機關內部肅反兩個方面分別進行的。

　　社會鎮反運動從1955年6月開始。打擊的重點主要是6種人，即：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漏網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和反動會道門頭子；刑滿釋放、解除管制、自首登記等寬大處理后又繼續進行犯罪活動的反革命分子；美、蔣特務機關派遣的特務間諜分子；堅持反動、不思悔改、繼續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舊軍、警、憲、政人員的骨干分子；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地主、富農和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慣盜、殺人、搶劫、流氓及擾亂金融等刑事犯罪分子。從6月到12月，各縣先后有計劃、有重點、有組織地向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開展了兩次大規模的攻勢。在6月至7月的第一次攻勢中，各縣公安機關共捕獲各種犯罪分子400余人，陽城縣公安局一舉破獲反革命組織“天仙妙道反共救國仁義社”，抓獲數十名道首。晉城縣人民法院分別在城關、高都、犁川舉行了4萬余群眾參加的公審大會，判處4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和死緩。第二次攻勢開始后，各級公、檢、法機關按照省委的部署，與宣傳部門密切配合，運用布告、宣傳畫、罪證展覽等形式，重點在人民群眾中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肅反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如晉城縣政法辦公室在縣職工俱樂部舉辦了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證展覽。展覽內容共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機關內部肅反，共11個案件；另一部分是社會鎮反，有10個案件。參觀的干部群眾達20余萬人次。通過強大的法制宣傳，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抵罪、立大功受獎”政策感召下，有一部分犯罪分子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同時，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犯罪分子檢舉揭發的積極性。

　　在社會鎮反運動開展過程中，由于各縣對敵情估計得過于嚴重，對一些問題的政策界限不夠清楚，因此有的地方出現了為湊數字、趕時間，擴大打擊面的現象。有些地方甚至發生了公報私仇、懷疑一切的情況，造成了人們思想的高度緊張。針對這種情況，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高度重視，并于運動后期發出緊縮捕人數字和檢查鎮反工作指示，各地在黨委的領導下，本著“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進行了認真的糾正和妥善處理。

　　繼社會鎮反開展之后，1955年7月，各縣機關內部肅反運動也按照省委“先內層、后外層，先領導機關、后基層單位”部署展開。機關內部肅反大致分5批進行，由于各縣情況不同，肅反任務有大有小，運動展開有前有后，因而工作進度、結束時間也有快有慢，有早有晚，多數縣于1959年底完成。1960年根據省委的安排，又在一些新建、擴建的單位中開展肅反工作，直到1961年才按照中央規定的7條標準，經甄別糾錯和檢查驗收，結束肅反。

　　這次歷時6年的內部肅反運動，每一批一般都經過制定肅反計劃、摸清肅反對象、檢舉坦白、甄別定案和復查等5個階段，并與當時進行的審干工作相結合。全區參加運動的人數達5萬多人，共查出有大小政治歷史問題近5000人，其中經反復查證落實，定為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僅占參加肅反總人數的0.9%。同社會鎮反一樣，由于內部肅反初期對敵情估計偏重，加之受當時批判“右傾保守主義”的影響，因而各地不同程度發生了定性不準、斗爭面過寬、處理或重或輕等偏差。但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黨中央“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以及“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堅決執行嚴肅與謹慎相結合、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切實注重調查研究、核實材料，嚴格區分反革命問題與政治歷史問題、反革命破壞和工作失誤、反動言論和落后言論、違法犯罪與一般錯誤等界限，大大提高了辦案質量，準確地打擊了敵人，懲罰了犯罪分子，同時又對定性不準的案件進行了甄別，對錯案、冤案及時給予了糾正和平反。因此，肅反運動總的來說成效顯著。

　　四、各縣黨代會的召開

　　晉城各縣的黨組織雖然成立時間較早，發展很快，抗日戰爭時期已經在絕大多數農村建立了抗日政權，抗日戰爭勝利后便取得了執政地位。但由于當時客觀上處于長期戰爭環境，主觀上黨內的政治生活還很不正常，所以，直到新中國成立時，除沁水縣在1939年9月于鄭村鄉后河村道仁廟召開過第一次30余名代表參加的黨代會外，其余各縣均未召開過黨代會，各縣黨的領導人均由上級黨組織任命。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大規模戰爭的結束和和平建設的到來，黨內的政治生活也逐步走上正規。召開黨代會，討論各縣全局性的大事并作出決議，由廣大黨員民主選舉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人的工作提到了議事日程。

　　1951年7月6日至11日，中共晉城縣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縣城廣教寺（后改建為人民大禮堂）召開。8月1日至6日，沁水縣召開第二次黨代會。隨后，陽城（8月1日至7日）、高平（8月2日至9日）、陵川（8月5日至11日）也先后召開第一次黨代會。5個縣參加會議的代表共925人，列席代表118人，代表著當時28393名黨員。會議聽取并討論通過了新中國成立兩年來縣委的工作報告，分別就當時廣泛開展的互助合作運動、群眾性的愛國主義競賽運動及今后的工作作出了決議，選舉了新的縣委及出席省黨代會的代表。

　　各縣第一次黨代會的召開，在當地中共歷史上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以后，涉及全縣的發展、人民生活等重大問題納入了黨代會的議程，為有計劃有目標地從事各項建設提供了保證。同時，結束了長期以來黨內實行的任命制，黨員按自己的意志選舉黨的領導人，保證了廣大黨員的民主權利。

　　1955年1月，高平（9日至15日）、陵川（9日至16日）、晉城（10日至15日）、沁水（12日至17日）、陽城（13日至18日）先后召開第二次黨代會（沁水縣為第三次）。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1100名，列席代表1101名，代表著33629名黨員。會議分別討論了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增產節約、征兵、加強黨的團結與領導等當時各項主要任務，并作出了相應的決議。

　　第二次黨代會是各縣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轉折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雖然受當時批判黨內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影響，各縣黨代會作出的一些決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急躁冒進等“左”傾錯誤。但總的來講，會議系統地總結了1951年以來縣委領導全縣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成就和經驗教訓，明確地提出了今后的主要工作和任務，為各縣今后的過渡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中共晉城市委黨史研究室

（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