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探索

一、八大路線的貫徹和執行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資本主義道路同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一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黨的八大是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重大歷史轉折時刻舉行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大會，標志著我國歷史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階段。

　　八大之后，晉高陽陵沁縣委堅決擁護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以及黨的主要任務的論述，及時向全縣各級黨組織發出學習八大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冬明春，各級黨組織都要集中時間、集中精力，組織全體黨員和干部認真學習八大的各項決議和文件，深刻認識八大的偉大歷史意義，領會大會各項決議和文件的精神實質及主要內容，正確認識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勢、任務和方針、政策，在提高思想理論、政策水平的基礎上，克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以便更好的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在宣傳貫徹八大精神過程中，1956年11月15日，中共長治地委作出《關于整頓農村黨組織和農業社工作的決定》。決定指出，這次整黨整社的主要任務是通過組織黨員和干部認真學習八大文件，明確當前黨在農村的主要任務，積極領導農業社發展生產，增加社員收入，鞏固新的生產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決定要求各縣近期召開鄉、社負責人會議，組成整黨整社領導組，集中力量，先整頓落后社，然后逐步推開。通過整頓，解決普遍存在的五個問題：一是糾正生產計劃過大、許愿過高的脫離實際現象；二是改進技術和耕作制度，克服生產中的主觀主義；三是克服對社員個人家庭副業生產限制過嚴過死的作法；四是解決市場管理統得過死，缺乏活力，群眾生產生活不便的問題；五是嚴防干部作風上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

　　根據長治地委的指示精神，11月下旬，南五縣（晉城、高平、陽城、陵川、沁水5個縣位于長治專區南部，俗稱南五縣）相繼成立整黨整社辦公室和工作組，對整黨整社隊員和整頓單位主干進行培訓。在培訓中，一是學習貫徹八大精神，對集訓人員進行農村前途、方向、任務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教育；二是全面系統地總結高級合作化成績及存在的問題和教訓；三是明確整黨整社的意義、目的、方法和步驟；四是按照增產節約計劃，安排今后的生產。12月初，各縣分別安排不同類型的農業社開展整頓試點。1957年初整黨整社全面鋪開，4月底基本結束。

　　整黨整社歷時半年，由于目標明確，針對性強，取得了明顯成效。首先，加強了黨對農業社的政治思想和經濟工作的領導。高級合作化實現后，社會主義在農村已處于主導地位，但相當一部分干部、黨員對舊思想、舊習慣的殘余認識不夠，對思想工作缺乏應有的重視；黨內外群眾在思想上對許多問題的界限認識不清，許多錯誤思想得不到及時糾正。針對這種情況，各縣認真執行省、地委關于加強黨的思想工作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把這項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確定一名書記專門負責思想工作，并在全縣集中開展了一次社會主義思想宣傳教育活動，借此對廣大黨員和干部進行關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教育、艱苦樸素及與群眾同甘共苦的教育、民主與專政、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統一性教育。把全體黨員、干部的思想統一到黨的八大路線、方針、政策，帶領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上來。其次，改進和完善了農業社的經濟管理體制。認真貫徹執行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貫徹民主辦社、勤儉辦社的方針，在政府部門統一計劃的基礎上，適當保持農業社在種植計劃和生產經營方面的獨立性。要求農業社按照中央指示，實行“統一經營、分級管理”的原則，把合作社的集中領導和發揮生產隊在生產管理上的主動性、靈活性結合起來，讓生產隊和副業組有一定的權限和職責；建立集體和個人的生產責任制，合作社對生產隊實行“包工、包產、包成本”的三包制度；農業社要按時公開財務收支，生產計劃要同群眾商量，干部要參加生產勞動，切實改進干部作風；繼續貫徹以糧食為重點、有計劃地增加其它經濟作物的方針，因地制宜發展畜牧業、林業、副業和山區土特產，開展多種經營，迅速改變經濟作物種植和副業發展的落后狀態，全面發展農業經濟；按照全國人大的要求，將社員自留地的標準由原來不超過人均土地5%提高到10%，鼓勵社員家庭經營分散性的副業，允許社員經營一定數量的家畜和耕種一定數量的撂荒地、生荒地，鼓勵社員在房前屋后、自留田的地頭、地邊及農村道路兩旁種植零星樹木，從經濟上、思想上、組織上鞏固和提高農業生產合作社；努力挖掘農業增產潛力，改進農業技術和耕作方式，積極培育和推廣優良品種，實行精耕細作，提高糧食單產和其他農作物的產量；發展畜牧業，保護和繁殖耕畜；積極興修農田水利，發展灌溉，防治水旱災害；大力增加農家肥和化學肥料，改進施肥方法，改革舊式農具，推廣新式農具，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第三，提高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合作化進程。各農業社都制訂了1957年生產計劃和長期建設規劃，做到社員群眾心中有底數，生活有奔頭。建立健全了農業社內的各項管理制度，避免了過去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窩工浪費以及勞動中出現的“一搶”（搶工分）、“三粗”（耕地粗、鋤刨粗、收割粗）、“五不管”（刨地不管拾草、間苗不管拔草、栽樹不管成活、耕地不管盤地角、墊地不管拾石頭）等現象。改進組織形式，民主選舉了農業社干部，開展了農業先進生產者競賽活動和評模獎?；顒?。

　　在整黨整社的同時，南五縣依照當地實際，探索和完善了其它經濟管理體制。晉城縣除了少數工藝性強和確需單獨經營的手工業社仍保留獨立外，分批將41個手工業合作社轉歸農業社統一領導，統一經營。有的作為農業社的副業生產大隊，有的在組織上歸農業社統一領導和統一計算盈虧，收益分配上照顧手工業社社員。這樣做既促進了手工業迅速發展，同時，農業社也因有了資金，擴大了生產，增加了社員收入，受到省、地委的表揚。沁水縣委、縣人委在整頓中，將財政支出批準權、農業社的計劃指標批準權、社干部管理權以及獸醫站、保健站、人口登記與戶口遷移等7種權力下放到鄉，擴大基層自主權，得到長治地委、專署的肯定和推廣。

　　在工業方面，各縣大力發展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小煤礦、小冶煉廠、小化工廠、小農具廠等，適當擴大地方行政部門和企業在物資分配、生產計劃、財務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權限。在企業內部，貫徹勤儉建國、勤儉辦企業的方針，認真執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積極進行技術改造，大力培養技術骨干，提高產品質量；擴大企業管理民主化程度，認真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工、青、婦等組織聯系群眾的助手作用；發揮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改善職工的物質文化生活；按照行業類別，解決公私合營工商企業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發展中的具體問題；發動廣大職工開展持久的增產節約運動，通過各種形式的先進生產者評比活動，調動廣大職工的勞動積極性，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計劃。

　　在財貿方面，各縣認真執行長治地委批轉的地委財貿部“關于開辟國家領導下自由市場的情況、問題及今后意見”，實行統一調撥和自由訂貨、商品供應及自由銷售相結合的辦法，搞活市場，發展經濟。

　　各地的整黨整社由于堅持以黨的八大路線為指導，始終把發展生產，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轉折時期，對穩定城鄉經濟社會秩序發揮了較好的作用，受到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好評。

　　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及其經驗教訓

　?。ㄒ唬┑谝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

　　從1953年開始，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晉高陽陵沁各縣制定和實施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時期，各縣的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科教文化事業全面進步，特別是黨的八大以后，各縣縣委、縣人委帶領各縣人民群眾，致力于發展生產和經濟建設，經過艱苦努力，頑強奮斗，到1957年勝利完成了“一五”計劃。

　　農業生產獲得較大發展  “一五”計劃期間，各縣縣委始終把加速推進農業生產作為中心任務來抓，積極從改造個體小農經濟和提高生產力水平兩個方面來推動農業的發展。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動下，各地從不同階段生產發展的需要出發，依靠集體的力量，適時地采取各項生產措施，開展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宣傳、普及農業科學技術，改進耕作制度，推廣新式農具，提高農業生產技術等，使農業生產條件不斷改善，農作物產量逐年提高。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集中人力、財力、物力治理了丹河和沁河。高平縣26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聯合向丹河開戰，使2萬多畝長期干旱的土地得到了灌溉，每畝耕地的平均產糧比灌溉前增加79斤。1957年9月14日至20日，山西省組織參觀團對高平縣的農田水利建設進行參觀檢查，實地察看了店上鄉梯田水井灌溉、趙莊村利用煤窯水井機械灌溉、米山村水井合流和遠澆機灌溉、什善村攔河蓄水建造水庫、陳土區鄉全面發展山區多種多樣小型水利工具等項目，對高平的農田水利建設成績和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1957年，南五縣共有水澆地6.6萬畝，是1952年的2.5倍。在宣傳、普及科學技術方面，各縣普遍建立了多級農業技術推廣站，在研究推廣良種、施肥、密植、病蟲防治等技術的同時，有計劃地訓練了大批農民。各縣普遍組織了農村基層工作指導團，長期進駐社、隊，幫助農村開展各項工作。同時下放1600多名機關干部到基層工作，有的直接回鄉，作為農業社的普通社員參加生產勞動。1953年至1956年底，有近1.5萬名初中、高小畢業生參加了農業生產，其中7000多人在農業社擔任主任、生產隊長、會計、技術員等職務，近5000名被評為農業生產模范、能手，成為農業生產中的骨干。在推廣新式農具方面，各地采取“重點推廣，普遍示范”的方針，陸續建立農機站，示范推廣新農具，5縣農業機械總動力從無到有，1957年發展到1602千瓦，向農業機械化邁出了第一步。此間，國家從財力、物力、技術等方面給予農業以大力支援，幫助農民發展生產。

　　隨著農業生產條件的逐步改善，農業科技的逐漸普及推廣，農業生產力得到較大發展，農業生產水平明顯提高。1953年到1957年，5個縣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3.7%，由1952年的3億元增加到1957年的5.5億元。年糧食總產量平均3.5億公斤，比1952年前恢復時期的2.8億公斤增長25%。這個時期每個農業人口占有糧食304公斤，比1952年的257公斤增加了47公斤。棉花播種面積年均13萬畝，總產量年均166萬公斤，比1952年播種面積增加4萬畝，總產量增加52萬公斤，增產45.6%。油料播種面積年均12萬畝，總產量年均433萬公斤，比1952年播種面積增加2萬畝，總產量增加85萬公斤，增長19.6%。蔬菜播種面積年均7.4萬畝，總產量平均7313.4萬公斤，比1952年播種面積增加0.8萬畝，總產量增加1858萬公斤。

　　各縣通過開展“每社造林千畝萬畝，每戶栽樹百株千株”的群眾性植樹造林活動，促進了林業生產的發展。5年中造林34萬畝，零星植樹2962萬株，分別是恢復時期的2.6倍和3倍。在太行山、太岳山建立了國營造林站，進行國社合作造林。1957年水果總產量達到1371萬公斤，是1952年的2倍；蠶繭總產量達117萬公斤，是1952年的1.6倍。畜牧業也有較快發展，1952年5縣共有大牲畜21.5萬頭，豬5.1萬頭，羊33.2萬只，肉類總產量34.2萬公斤，禽蛋總產量190.8萬公斤。到1957年，大牲畜為20.3萬頭，豬14.5萬頭，羊41.2萬只，肉類總產量107.4萬公斤，禽蛋總產量275.6萬公斤。

　　工業生產提前或超額完成規定指標  經過對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晉城境內鄉鎮以上工業企業有466個。其中，地、縣屬國有企業34個，縣屬集體企業378個，地方合營、私營企業54個。屬輕工業的企業401個，重工業65個。按生產規模分，除1個中型企業外，其余均為小型企業。這些企業原來經營管理落后，勞動生產率低下?！耙晃濉鼻捌?，重點對企業內部進行了整頓，明確了國營企業和地方國營企業的任務，糾正了地方工業發展中貪多求大，盲目冒進的偏向。對原料及銷售有保證的企業，鼓勵其挖掘潛力，努力增產；對產品質量低、銷路不暢的企業，幫助其改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同時積極引導企業面向農村生產，通過為農業生產服務開辟新的市場。在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方面，加強內部管理和技術推廣。1955年下半年，隨著農業合作社高潮的掀起，整個經濟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農業生產高潮的掀起和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上馬，對工業生產提出了新要求。為此工業部門對原定計劃作出適當的調整，全力轉向為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服務，以滿足農民對新式農具和各種生產資料的需求。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推動下，各縣工礦企業普遍開展了以提高技術、改進技術、學習和掌握新技術為中心的勞動生產競賽。黨的八大提出盡快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后，各縣工業部門加強了對工業生產的領導，全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在生產過程中整頓勞動組織，加強定額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設備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到1956年底，各縣工業生產取得顯著成效，提前或超額完成了“一五”計劃規定的指標。1957年，5縣工業總產值達到8981萬元，是1952年的2.2倍，增長速度平均每年超過30個百分點。1957年與1952年相比，原煤產量凈增34萬噸，增長49.7%；生鐵凈增0.4萬噸，增長25%；發電量從無到有，達117萬千瓦時；棉布凈增49.6萬米，增長286.7%。

　　工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結構的轉變，在工農業總產值中，1952年到1957年，農業所占的比重由87.8%下降到79.3%，輕工業從4.3%上升到6.6%，重工業從7.9%上升到14.1%。

　　基本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一五”期間，5縣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達到1371萬元，相當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投資總額的14.4倍。新增固定資產1307萬元。其中，用于工業企業的投資694萬元，農林牧漁水利事業的投資15萬元，交通運輸郵電業86萬元，商貿業22萬元，教育文化廣播事業46萬元。從整體看，基本建設發展比較平穩，除1956年一度出現急躁冒進外，建設的規模、速度與財力、物資的供應能力比較均衡，材料基本上能滿足施工單位的需要。一些新的工業部門從無到有陸續建立起來，農田水利設施也得到極大的改觀?；窘ㄔO事業增強了地方經濟的實力，促進了各項事業的發展。

　　交通郵電事業和商業貿易得到發展  “一五”期間，5縣新修公路765公里，是恢復時期全部通車里程的6.4倍，到1957年，晉城境內公路通車里程達884公里。5個縣城和60%以上的鄉鎮通了汽車。1957年，5縣公路貨運量為46.3萬噸，比1952年增加1.6倍；客運量為2.4萬噸，比1952年增加2.4倍，客貨周轉量1957年是1952年的3.4倍。1957年12月，詹東鐵路（后稱太焦鐵路）高平至晉城段全線開工興建，兩縣組織近10萬民工日夜奮戰，很快結束了晉城境內無鐵路的歷史。

　　為了適應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各縣加快了郵電事業的發展。1957年，晉城境內共設郵政所44個，郵電業務總量達101萬元，比1952年增加1.8倍；訂銷報紙、雜志615萬份，是1952年的1.8倍；農村投遞線路5055公里，比1952年增加2192公里；郵 路單程長度599公里，比1952年增加160公里。電信方面，1957年，5縣電話交換機總容量達1150門，比1952年增加3.3倍；電話機總數417部，線路總長1613公里，分別比1952年增加2.4倍和2倍。其中，農村電話機總數為183部，比1952年增加3.6倍。裝有電話機的鄉政府103個，占鄉政府總數的88.5%，基本上普及了鄉鎮通電話。一些農業社也通了電話，擴大了對外聯系，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業發展的基礎上，商業貿易也有了很大發展。從1953年末，開始對糧食、油脂、油料實行統購統銷。1954年秋又對棉花、棉布實行了統購統銷。1955年到1957年陸續對生豬、麻類、鮮蛋和主要畜產品實行派購政策。通過統購、派購，國家掌握了主要農副產品貨源，保證了經濟建設的需要。1956年通過對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各縣形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到1957年底，5縣農副產品收購總額達2362萬元，比1952年增長65.4%。社會商品零售總額5304萬元，比1952年增長87.8%。

　　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在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各縣的財政收入明顯增加，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1957年，5縣財政總收入為1099萬元，比1952年增加71.4%；各項存款余額達1176萬元，比1952年增加5.5倍。其中城鎮儲蓄存款余額153萬元，比1952年增加5.1倍；農村存款余額477萬元，是1952年的238.5倍。1957年，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384元，比1952年增長30.6%；農民人均收入由1952年的45.6元增加到56元，增長24%；人均購買商品力由1952年的26元增加到34.6元，增長33.2%。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也促進了文化生活的活躍。5年內用于文教衛生事業投資46萬多元，各縣均新建了圖書館，大量購置收藏圖書。各縣成立各類劇團13個、電影放映隊10個，以及各種各樣的文藝宣傳隊，活躍了群眾文化生活。教育方面，實現了鄉鄉有完小，30戶以上的村有初小。1957年，5縣各類學校達到2681所，其中，中師1所，中學13所，小學2667所，教職工4933人，各級在校學生達165644人。此外，還有各類業余學校3320所，在校學生38068人，畢業生10659人。各縣衛生機構1957年共389個，病床419張，分別是1952年的3.4倍、4.8倍，各類醫護人員達82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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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證明，晉城各縣的國民經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總體經濟基礎落后，各地經濟實力薄弱，盡管工農業生產發展較快，但面臨的問題依然不少。工農業生產環境和人民生活條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加上各級黨政部門的領導對經濟建設缺乏足夠的經驗，所以，在學習探索過程中曾出現程度不同的主觀行事、急躁冒進等情況。其主要表現是：

　　農業方面，糧食增產的速度趕不上消費的需要?！耙晃濉逼陂g，五縣糧食總產量平均為每年3.5億公斤，比1952年的3.2億公斤增長9.4%，而商品糧銷售量卻因城鎮人口增加過快增長了20%。糧食緊張使畜牧業發展受到很大影響，大牲畜存欄數1957年比1952年減少1.2萬頭。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產量雖然有所增加，但年均增長幅度不大，增長速度趕不上需求。農田水利建設主要以小型水庫、水井為主，灌溉面積僅占耕地面積的12.8%，因此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仍比較薄弱，生產不夠穩定。

　　工業方面，一是工業企業規模小，缺乏足夠的帶動性。五縣境內沒有中央、省屬的大中型企業，地、縣也僅有一個國營中型企業，所有鄉鎮、街道都沒有工業企業。1952年五縣的地方合營、私營及其它工業企業共有5486家，因各種原因，到1957年僅剩下54家。二是國營、地方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私營企業之間缺乏有效的聯系，無法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在國家統一計劃下發揮各自的作用。三是企業內部整頓改革不徹底，存在著管理薄弱、服務落后、產品成本高、花色品質單一等現象。當然，這些問題的存在與當時國家的工業體制及政策有著極大的關系。

　　商業方面，由于一味強調發揮國家計劃統籌的作用，忽視了國家領導下自由市場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方面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基本建設方面，由于受急躁冒進情緒的影響，基本建設的計劃和安排出現指標偏高，投資增長過快，基建工程過大的問題，致使鋼鐵、水泥、木材等物資時有短缺，加之施工力量不足，一些工程發生停工待料或窩工浪費的現象。

　　上述這些問題，是在探索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縣縣委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教訓，調整思路，并在接受教訓的同時積累了以下經驗。

　　首先，發展經濟必須千方百計保證國家和省、地重點建設的進度，同時兼顧地方工業建設的實際。國家、省、地重點建設項目多數規模較大、建設周期較長，短期內難以見效，但無論從全國、全省、全地區大局出發，還是從各縣自身發展著想，都必須千方百計地保證這些重點項目的完成，只有這樣才可能較快地把晉城建成社會主義強大的工業基地。為此，5縣縣委、縣人委十分重視重點建設項目，主要領導干部親自組織大協作，打總體戰，像支援戰爭那樣支援重點建設，從選調領導班子成員到配備項目技術人員，都嚴格把關，挑選政治上強、業務上精的骨干力量。在保證重點項目的同時，注重發展一些地方企業廠礦，滿足當地發展的需要。

　　其次，必須使建設規模同縣情和財力相適應，搞好綜合平衡。1955年到1957年初，由于急躁冒進情緒的影響，各地建設投資增加過大，加之職工人數增加，各項支援工作負擔加重，財政收支和物資供應方面出現了不少的問題。1957年，各縣縣委、縣人委堅決貫徹中央、省關于調整建設規模和速度，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采取措施，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建設方針，使基本建設任務同材料、施工力量保持了相對的平衡，使資金、物資和市場保持了相對的穩定。

　　第三，必須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把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生活相結合?！耙晃濉逼陂g，各縣縣委、縣人委始終把發展生產同改善人民生活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抓，不僅規定了發展生產的各項指標，而且也安排了職工工資水平和福利改善的要求，以及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目標，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具體的步驟，努力保證這些目標的實現?！耙晃濉庇媱潉倮瓿珊?，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從而激發了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第四，必須加強經濟核算，提高經濟效益。各縣在實施“一五”計劃期間，強調各企業、單位、機關都必須建立和實行嚴格的經濟核算制度和節約制度，響應“勤儉建國”的號召，提倡艱苦樸素的作風，并具體規定了各個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的指標。實際貫徹結果表明，1957年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是1952年的2.1倍，平均每年提高20%，主要工業品成本平均每年降低6.5%。

　　上述這些經驗，為以后各縣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三、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開展

　?。ㄒ唬┤h整風運動的開展

　　1956年下半年，正當各縣在省、地委的領導下，貫徹執行黨的八大路線，全面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出現了新動向。在國際上，受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影響，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東歐掀起一股反共惡浪。在國內，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對社會產生較大的沖擊，加之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引發了新的社會矛盾。在晉城部分地方也曾發生了郵寄反動書刊、涂寫反動標語、制造謠言、恐嚇兇殺、少數社員鬧退社及學生鬧學潮等事件。面對這種形勢，各縣縣委一方面對少數敵對分子采取了斷然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組，結合農村整社工作，開展了社會主義宣教活動。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基本規律，第一次提出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分為兩類，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規定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并對我國當時面臨的各種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正確處理的方針、政策?！蛾P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后，晉高陽陵沁縣委及時進行了傳達貫徹，并在全縣黨內外開展了深入的學習和討論。通過學習討論，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感到思想振奮，茅塞頓開，許多百思不解的問題迎刃而解，開始普遍認識到，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革命時期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斗爭的結束，以及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發展不能滿足人民需求狀況之間矛盾的突出，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是符合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少數社員鬧事要求退社的現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完成，遺留了不少社會問題，加劇了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如農業合作社后期要求過急，工作粗糙，把許多不愿入社的農民拉入社內；由于經營管理工作跟不上，造成一部分農業社減產減收；有的合作社由于規模過大，窮村占了富村的光，窮隊揩了富隊的油；有的地方在社員入社時將牲畜、農具折價過低，到期不能償還；由于合作社集中統一過多，對社員個人利益和自由照顧不夠，如有的不允許社員搞副業，限制社員串親戚和趕集，有的社長期不公布帳目，干部多吃多占，貪污盜竊、打罵社員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社員的不滿，在得不到及時地妥善解決的情況下，就會以“鬧事”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暢談學習體會、對照檢查時，多數干部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滋長了盲目樂觀情緒，認為從此“天下太平”了，對人民內部矛盾上升并可能激化缺乏足夠認識和警惕。由于對干部教育抓得不緊，使一些干部滋長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不良傾向，一切事情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決，社員稍有違背，就被扣上“落后”、“反黨”、“破壞合作社”等政治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許出工、不發給救濟款和購糧證等處罰，甚至捆綁吊打。因此，解決干部脫離群眾的問題，必須提到各級黨組織的議事日程，成為團結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問題?；谶@樣的認識，按照省、地委統一部署，從1957年春天開始，各縣開展了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山西省委召開常委會議進行傳達部署，并制訂了《關于開展整風運動的計劃》。同月，長治地委成立11人整風領導組。隨即晉城各縣相繼成立整風領導組及辦公室，由縣委第一書記任組長。黨群、政法、財貿、文教、農業五大口分別成立整風指導小組?？h委要求各級黨組織“要把引導群眾對黨進行批評，同黨內的自我批評緊密結合起來進行整風，也就是要使黨的整風運動，與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改進領導密切結合起來”。①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認真清理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中的問題，檢查思想，總結工作，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改善領導和群眾、領導和被領導、黨與非黨之間的關系，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要求各級做到整風與工作兩不誤，邊學習、邊檢查、邊改進工作，強調把干部參加勞動作為改善黨群關系的重要措施。

　　按照整風計劃，各縣的整風運動分兩批進行。第一批從5月上旬開始到10月底基本結束，參加整風的單位有縣直機關全體黨員、下鄉黨員干部和縣社集鎮派出單位中的黨員干部；第二批從11月開始到1958年4月基本結束，參加整風的單位有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國營廠礦、企事業單位、學校中的黨員及下放的鄉干部等。每批整風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思想發動，集中學習，揭擺分析矛盾，提高認識；對照檢查，按矛盾分類排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總結，提高思想覺悟。

　　為了廣開言路，實現整風預期的目標，各縣先后召開座談會，邀請民主黨派、各階層人士、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等，對縣委及各部門、單位提意見或建議，懇請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6月到8月，5縣先后召開第三次黨代會（沁水縣為第四次），分別作出《關于開展整風運動，改進黨的領導作風的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動員黨團員帶頭大鳴大放。5月至7月，晉城、高平、陽城3縣還召開政協會議，號召政協委員發揚“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精神，帶頭對縣委的工作開展批評。為了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各縣相繼成立調查研究室，深入各級機關、廠礦、農村、學校，了解群眾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意見。在縣委的鼓勵、引導下，各界群眾和民主愛國人士，對縣委及各級黨組織、黨員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和建議，有些意見提得非常尖銳，對此，縣委及各級黨組織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誠懇接受。

　　在整風運動中，各縣把干部參加勞動作為整風的一項重要措施和內容，縣委第一書記、書記處書記、縣長都帶頭到農村、工廠參加勞動。要求機關科級以上干部每月至少要到工廠、農村勞動2到3次，不準吃當地的派飯，不計勞動報酬。長治專署副專員兼晉城縣委第一書記劉己未、省糧食廳副廳長兼晉城縣委第二書記賈茂亭、縣委副書記郭紹文、縣長張秉公、副縣長李永德、梁廣霖等領導，分赴各鄉，一邊工作，一邊參加勞動。晉城群眾反映說：舊社會的縣長“騎馬坐轎，前龍后虎”，現在的縣長是“積肥送糞，壘堰擔土”。

　　1958年4月以后，各縣的整風運動進入最后的總結整頓階段?？h整風領導組對總結整改，盡快結束整風運動作了安排，要求以揭發批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深刻地檢查自己，以達到統一認識，加強團結，提高覺悟，改進工作的目的。之后，各縣又根據省委提出的結束整風運動的4條標準進行了檢查。到9月，5縣的整風運動宣告結束。

　　歷時一年多的整風運動，其主流是健康的，在思想領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各級黨員領導干部通過比較系統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廣泛聽取大鳴大放中黨內外群眾的意見，受到了一定的震動和教育，通過參加勞動，改善和加強了同群眾的聯系，增強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二是廣大人民群眾在整風期間，也受到了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通過對比分析，進一步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了主人翁的責任感，調動了工作和勞動的積極性。但由于指導思想上的偏差，以致造成了后來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錯誤。

　?。ǘ┓从遗啥窢幖捌鋽U大化的教訓

　　各縣的整風運動開始時，為確保整風不走過場，多次邀請文教界、醫務界、工商業界、機關非黨干部、社鄉老知識分子、政協委員進行座談，對各級黨政機關及黨員干部提意見和建議，開展批評，意圖是想借民主人士的力量推進整風深入開展，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形成強大的壓力，真正收到觸及靈魂的效果。但僅僅半個月時間，事情起了變化。從中央機關到省、地機關，少數人乘機鼓吹“徹底的大民主”，大肆丑化黨的領導，攻擊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詆毀無產階級專政，公然提出“要共產黨下臺”，實行“輪流坐莊”的要求。受其影響，晉城各縣的少數民主人士和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識分子，也在不同場合發表責難和攻擊黨及社會主義的言論，說什么“一黨執政有害處，應由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污蔑社會主義制度“一團糟”、“各級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應該改變目前這種制度”等等。受這些言論的煽動和蠱惑，一些地方發生了學生罷課和社員鬧退社事件。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配合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么？》的社論。11日，長治地委按照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各縣組織批判右派言論。26日，長治地委主要負責人向各縣縣委書記和地區機關干部作了反右派斗爭的動員報告，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派斗爭。

　　反右派斗爭最初是集中對文藝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工商界、新聞出版界、民主人士等的錯誤言論進行批判，打擊右派中的骨干分子和代表人物，以后逐漸擴大到工人、農民、工商業者、中小學教職員中間，形成了全面反右的局面。由于對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又不適當地采用了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這種極易混淆兩類矛盾的方法，因而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誤認為敵我矛盾，對一大批響應黨的號召，積極給黨組織提意見的人也當作右派分子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和斗爭。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委書記會議，著重討論反右派斗爭問題。毛澤東在會上進一步強調了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性，指出：這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之后，晉城各縣在貫徹落實毛澤東指示時，由縣委書記掛帥，縣委委員為骨干，組織各機關負責干部100多人，分赴各學校、農村、集鎮、廠礦，層層進行宣傳發動，動員黨團員、工人、農民、教職員，采取內外夾攻，上下配合的方法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在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宣傳教育運動，也采取了反右派斗爭的形式。如在工礦企業中，主要是通過大字報、辯論會、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式，本著改進領導作風、改善企業經營管理、精簡機構、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等目的，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種做法雖然有“左”的傾向，但在某種程度上使企業領導作風得到一定的轉變，企業管理得以加強，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對于工業生產的發展、企業面貌的改變，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在農村，則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開展了全民性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0月，各縣根據中央《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和《關于改進農業社的三項指示》及省、地委指示精神，成立農村整風辦公室，要求各基層書記專門負責此項工作。農村整風分三批進行，從10月初到1958年2月底基本結束。具體分五個步驟：一是思想發動，學習整風文件，培訓整風隊伍，進行摸底調查；二是就農業合作化問題、糧食及其它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工農關系問題、肅反和遵守法制等問題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三是解決農村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問題，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以及一切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和明辯是非能力；四是研究處理群眾提出的具體問題；五是總結教育，進行整改。11月，5縣縣委分別召開擴大會議，結合農村整風，學習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修訂各縣12年遠景規劃。通過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農村面貌煥然一新。首先，黨群、干群關系得到改善，基層黨組織的工作作風得到改進，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提高了農民群眾的思想覺悟，鞏固了農村社會主義陣地。其次，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高潮。許多干部和青年主動要求到農村參加勞動，1957年底，共有2000多名干部返鄉建設家園。當年冬季的農田基本建設中，5縣參加基本建設的勞力超過30萬，占勞力總數的65%。但運動中也出現了一些寧左勿右的言行，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

　　10月初，經過大鳴大放檢舉揭發，各地各單位開始排列右派分子的重點對象。當時劃分右派的主要依據是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統戰部《關于劃分左、中、右標準的建議》，這個劃分右派的文件內容抽象，界限不清，標準很難掌握。10月15日，中央又下發了《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規定了劃分右派分子的6條標準，劃分極右分子的4條標準和不應劃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6條標準。這個標準雖然比前者詳細，但在劃分右派的具體過程中仍很難掌握，容易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結果導致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

　　各地各單位按照劃分右派分子、極右分子和中右分子的標準，對已經確定的對象進行排隊之后，上報縣委整風領導組審定，做出組織處理結論。凡被定為極右分子的，一般都開除公職或開除黨藉，送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凡被定為右派分子的保留公職，監督使用；凡不應劃為右派分子而以右派斗爭了的，暫不宣布批錯，待適當時機可宣布因情節輕微已有悔改，摘掉帽子。在整個反右派斗爭中，5縣共劃定右派分子447人，其中極右分子21人，兩項共占當時干部總數的4%左右，個別單位達到14%。各縣劃為右派的人同全國、全省一樣，只有極少數是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其余可分三種情況：一是在右派進攻面前迷失了方向，盲目跟著跑的；二是響應縣委號召，在幫助縣委整風運動中批評不夠全面或言詞比較尖銳的；三是在大鳴大放中參與爭論，提出了一些錯誤意見的。

　　應當承認，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黨的領導的右派分子確實存在，對右派的進攻堅決反擊，對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旗幟鮮明地擊退右派分子的進攻，在當時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影響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但是，右派分子終究是極少數，由于當時全黨對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對斗爭的發展進程沒有謹慎地把握，結果導致反右派斗爭嚴重地擴大化。

　　各縣反右派斗爭擴大化，除了受中央、省委、地委理論上和政策上的引導外，也有縣委自身的原因：第一，對經過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縣情缺乏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未能辯別清楚，把大量本來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誤認為是敵我矛盾，把大量向黨組織提意見、幫助黨組織整風的言論視為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從而擴大了打擊面；第二，主觀地、機械地規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完不成指標的領導干部就要被扣上右傾思想、溫情主義的帽子，因而出現了硬湊比例的現象；第三，在指導運動上采取了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政治運動形式，以簡單、粗暴、過火的做法代替了規范的辦案程序，致使圍攻、逼供的現象屢屢發生；第四，把1955年開始的肅反運動和反右派斗爭攪和在一起，作為整風反右的一個內容，混淆了思想斗爭同清理階級隊伍的界限。

　　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給各縣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造成了一系列消極的后果，有著極為沉痛的教訓。一是改變了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和社會階級關系狀況的分析，使各級黨組織指導思想出現“左”的偏差，并長期影響到黨的基本路線、方針的貫徹，以及各種政策措施的制訂，使社會主義探索過程發生嚴重的曲折；二是沖擊了民主建設進程，堵塞了言路，抑制了民主，挫傷了社會各界參政的積極性。如反右派斗爭之后，群眾不敢隨便講話，尤其是知識分子總怕言多有失，禍及自身；三是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許多人長期遭受委屈和壓抑，也給各縣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這些歷史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應當永遠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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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