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一）“大躍進”的全面展開

　　晉城各縣的“大躍進”運動開始于1957年底。這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反冒進”的講話，山西省委一屆二次全會通過了《山西省十二年農業發展規劃（修正草案）》，受這兩個文件的影響，晉高陽陵沁相繼召開了規?？涨暗娜壐刹繑U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黨員、干部多達1萬余人。與會人員在各地提前或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形勢鼓舞下，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大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各縣縣委對許多領導干部和群眾中出現的驕傲自滿、急躁冒進情緒不僅沒有抑止和糾正，反而要求繼續克服領導落后于群眾的右傾思想，大反保守主義，確立“人定勝天”和“事在人為”的觀念，積極為明年農業生產大躍進作好準備。受其影響，各縣會議分別修訂通過了不切實際的十二年遠景規劃，使1957年反右派運動之后滋長起來的“左”傾情緒，由政治思想領域蔓延到經濟領域。

　　12月，長治地委召開擴大會議，中心議題是結合檢查全區正在開展的全民整風運動與生產建設高潮，落實明年農業生產“大躍進”指標。經過自上而下的發動，高平縣確定了1958年計劃糧食平均畝產200.5公斤，較上年增加33.8%，爭取畝產250公斤。其余4縣均要爭取達《綱要》（糧食每年畝產平均200公斤為達《綱要》，每年畝產400公斤為過“長江”）。會后，長治地委第一書記趙軍、副專員孫立功等親自到晉城縣督促檢查，組織全縣黨員干部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鼓勵用“大躍進”精神與右傾保守思想作斗爭，盡快掀起以興修水利，改革農具和積肥為中心的農業生產建設高潮。據統計，1957年冬至1958年春，5縣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勞力超過30萬，占勞力總數的70%以上，開工的水渠、水庫、水井、塘壩等工程達6千多項。

　　1958年1月1日，《山西日報》發表了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鼓足社會主義的干勁，爭取農業生產大躍進》元旦專文。5日，又配發了題為《保守思想面面觀》的社論，認為“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農業生產能不能大躍進，主要的問題在于有沒有大躍進的決心；只要有了大躍進的決心，才能有大躍進的措施和指標”。1月下旬，省委根據中共中央南寧會議提出的“苦戰三年，使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的口號，發出《關于今年春節前后開展宣傳運動的通知》，號召全省人民鼓足干勁，猛烈“躍進”，迅速向社會主義和大自然進軍?！锻ㄖ穼θ∞r業、工業等方面提出了被中央視為保守而實際上難以實現的高指標，要求各地生產計劃要有“三本帳”（即原定生產計劃指標、躍進生產指標、再躍進生產指標）。

　　根據省委的通知精神，1958年春，晉城各縣各系統先后召開大躍進動員大會，工農業生產一時出現了表面上轟轟烈烈的形勢。工業方面，貫徹中央雙反（反浪費、反保守）精神，掀起了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制訂了地方工業“躍進”計劃，社社興辦小工廠，1958年工業總產值要比1957年提高50%以上，兩年翻一番，4年趕上5年超過農業總產值。農業方面，層層落實糧食生產“躍進”計劃，將任務指標分解到隊，以產定包一年不變；積極推進工具改革，推廣新式農具，立夏前完成人造茅糞3000萬擔以上的任務；全民總動員殺蟲滅害，三年實現糧食無蟲害；大力發展畜牧業，大牲畜做到社社足用有余，豬羊禽蛋成倍增長。林業方面，提出一年綠化全境，完成荒山播種170萬畝；零星植樹24200萬株，人均200株；壓桑60500萬株，人均50株；栽蘋果樹363萬株，梨樹400萬株，核桃樹363萬株；采集樹種7865萬公斤。此外，每個農業社種苗圃2至5畝，每戶花盆育苗3至5盆。為了適應各行各業的“大躍進”，各縣縣委還提出組織工作“大躍進”，95%以上的黨支部和76%以上的黨員訂出了“躍進”計劃，黨支部、黨員之間開展了組織工作“大躍進”競賽活動。

　　3月至4月，長治地委、專署根據省委、省人委不斷加碼的工農業生產指標，對全區“大躍進”工作進行了評比、排隊，致使各縣連續召開各種形式的會議，批判右傾保守，層層修訂生產計劃，不斷調整“躍進”指標，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情緒日益膨脹，“大躍進”氣氛越來越濃。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全國各條戰線再次掀起“大躍進”高潮。

　　晉城境內各地按照省、地委指示，開展了規模巨大的宣傳活動。5縣的宣傳大軍接近30萬人，占總人口的25%，采用說、唱、寫、畫等多種形式，大張旗鼓地宣傳八大二次會議精神。號召廣大干部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開展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把推動工農業生產和全面建設工作的“大躍進”作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同時，各縣縣委召開“大躍進”促進大會，評選出開展“大躍進”以來各條戰線涌現出的先進單位和模范個人，樹立標兵，以模范和標兵為榜樣，開展力爭上游，反對下游；多快好省，反對少慢差費；大膽創奇跡，反對右傾保守的勞動競賽活動。

　　6月3日至17日，5縣主要領導參加了長治地委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以總路線為武器，再次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繼續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和計劃。地委書記趙軍要求各縣領導要徹底解放思想，大膽破除迷信，猛燒“三風”（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五氣”（官氣、暮氣、闊氣、嬌氣、奢氣），組織領導好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會議期間，各縣組團參觀了地委舉辦的工業、農業、文教衛生、財貿、交通運輸、政法六大戰線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覽。會后，各縣的“大躍進”高潮迭起。

　　在農業戰線，5縣確定1958年糧食總產突破10億公斤大關，比1957年增長1.5倍，力爭達到12億公斤。為落實這個在當時條件下異想天開的指標，各縣打破了以往抓生產的慣例，一次次開展了不同形式的群眾運動。6月18日，全區蠶桑生產進軍大會在沁水縣端氏召開。確定在已有670萬株桑樹，產蠶128萬公斤的基礎上，1958年至1959年，保證完成栽桑10億株，爭取到1967年養蠶在數量、質量上超過日本。6月24日，高平縣委、縣人委組織各鄉黨總支書記、農業社主任、生產隊長、技術員以及縣直機關團體、學校、工商界負責人，在寺莊鄉王報先火社召開兩頭見星星（早上不明起早，黑夜散會回家）小麥豐產驗收、觀摩現場會，批判了部分干部認為小麥是低產作物，不能高產的論調，制訂了1959年小麥畝產300公斤的增產指標。7月12日，全國雜糧促進現場會在高平召開。出席會議的山東、河北、河南、陜西、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山西10省區的負責人和農業科技專家，參觀了寺莊、箭頭、北詩、城關等鄉鎮的谷子、玉米、高梁生長情況。國家農業部部長助理程明軒代表農業部對高平的農業工作給予了肯定，要求學習推廣高平種植雜糧的經驗。受其影響，5縣相繼開展了苦戰30天，完成秋糧三澆、四追、五鋤任務，為畝產1000斤，爭取1500斤，奪取農業大豐收的群眾性突擊運動。在運動中，各縣采取兩條措施，保證糧食豐收。一是成立秋禾后期加工指揮部，由縣委第一書記任總指揮，書記處書記任副總指揮，下設職能股、室，加強領導；二是開展爭奪紅旗競賽活動。各縣先選出幾個條件較好的鄉，將紅旗預贈到這些鄉，如果其它鄉保質、保量、超額完成了計劃，超過這些預贈鄉，由預贈鄉隆重地將紅旗送至超過的鄉。完不成任務的鄉，要受到縣委批評，追究領導責任。以此類推，鄉里將紅旗預贈給農業社，農業社再預贈給生產隊，層層開展爭奪紅旗競賽活動。1958年冬，為響應地委深翻土地總動員令，50天內各縣組織了3次大戰役，將5縣200多萬畝秋地普翻一尺以上，其中有一半耕地“深翻三尺”。1959年2月，晉城、陽城兩縣互下戰書，開展競賽。晉城縣工農業總產值1959年要比上年翻一番半；陽城縣鋼鐵要翻三番，糧食總產達5億公斤，油料總產2000萬斤，棉花畝產達到100公斤，人均收入500元。3月，晉東南專區（原長治專區1958年11月改稱晉東南專區）在晉城縣高平公社（1958年11月至1961年5月，高平縣曾并入晉城縣）召開小麥競賽和土地園田化現場會，要求全年實現百萬畝小麥畝產400公斤，300萬畝耕地實現園田化。

　　在農業戰線“大躍進”的同時，工業方面也制訂了“躍進”計劃，提出了“大力發展地方工業，提前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1958年，5縣工業總產值計劃增長速度為192%，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鋼計劃增長199%，生鐵增長165%，發電量增長101%。為了達到設定的計劃指標，各縣提出“土洋結合，抓緊進度，分秒必爭，因地制宜，遍地開花”的口號，大辦小型工業，一年內共建立縣、鄉、社工業企業5490個，平均每天建立15個企業。為解決資金問題，各縣分別開展了工業集資運動，大挖群眾的底財，甚至連豬、羊、樹木、磚瓦都作為集資折款，名為集資，實際上是搞了“一平二調”。

　　與此同時，財貿、教育、文化、藝術、衛生等各行各業全面制訂“大躍進”計劃。財貿部門調整了機構，減少了流通環節，實行工農商三結合，擴大商業網點，精簡人員支援工農業生產。教育系統在教師隊伍中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號召師生走又紅又專道路，反對不問政治埋頭業務的“白?！钡缆?，抽調機關、企業、部隊轉業干部充當中學班主任，稱為“紅旗班主任”。召開教育工作者積極分子誓師大會，決定1960年普及初中教育，1965年普及高中教育，10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大辦農業中學和各種職業學校、農民技術夜校，大搞勤工儉學，勞動辦學。兩年內全部掃除文盲，突現文教工作“大躍進”。文化方面，提出文化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制訂了今后文化發展規劃。1958年12月21日，地委召開全區文藝工作大躍進誓師大會，號召“立即行動起來，掀起一個群眾性的文藝工作大躍進運動”。著名作家趙樹理參加會議并講了話。衛生戰線，開展了滅“四害”運動，力爭實現無老鼠、無麻雀、無蚊子、無蒼蠅的“四無”縣。1958年11月，地委在晉城東四義召開除“四害”講衛生大會，東四義被評為全區衛生模范，獎給錦旗一面，獎金1000元，晉城縣被評為衛生縣，陽城和沁水被評為衛生先進縣。1959年11月下旬，國家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和副省長王中青等到晉城東四義、周村、高平米山等地進行了考察。

　　“大躍進”的調子越來越高，發展速度一時成了是否執行總路線的判斷標準。受《人民日報》提出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口號影響，晉城各地陸續出現了放“衛星”行為。晉城縣高都紅色人民公社放出了玉米“衛星”：聲稱第二大隊韓和尚種植的一畝玉米產量達1684公斤，北焦莊小隊陳立和種植的一畝玉米產量達2056公斤，而第一小隊王成土種植的一畝玉米產量更高達3521公斤。高都信用社一夜之間蓄儲130萬元，柳口信用社一年進入共產主義。此后，接連出現畝產萬斤糧，日產萬噸鋼的報道。在衛星越放越大，越放越奇的情況下，各縣縣委仍然提出要大破右傾保守思想，“拔白旗，插紅旗”，致使不少說大話、搞浮夸的單位和個人插上了“紅旗”，受到了表揚，一些實事求是，不敢浮夸，不愿蠻干的單位和個人，被拔了“白旗”，受到批判，導致浮夸風愈演愈烈。

　　1958年冬至1959年夏，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高指標、浮夸風，各縣按照中央精神，在省、地委的領導下，一度曾進行了糾正的嘗試，但時隔不久，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由于中央領導層的認識不一，會議又由糾“左”轉為反“右”，通過了《為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8月21日至9月13日，山西省委召開一屆十二次全委會議，作出了《關于響應黨的八中全會號召，為提前和超額完成1959年國民經濟而奮斗》的決議。9月20日至10月20日，晉東南地委和晉高陽陵沁各縣委分別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精神，集中開展了以反右傾、鼓干勁、保衛黨的總路線為中心的整風運動。1959年冬至1960年春，在各縣開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整風運動，有數千名所謂存在嚴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干部受批判，又把一些敢于講真話、提批評意見的人，當做攻擊黨的領導、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錯誤的打擊。結果助長了個人專斷，投機取巧，阿諛奉迎等不正之風的蔓延，使反右派斗爭之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進一步升級，黨內民主生活進一步遭到嚴重損害。

　　黨的八屆八中全會之后各地開展的“反右傾”斗爭，助長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1959年8月，各縣又掀起第二次“大躍進”高潮，一直持續到1960年10月，前后共達14個月之久。

　　農業方面：第一，一度受到批判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重新盛行起來。在農業面臨危機，糧荒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繼續高估產，高征購，加之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使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1959年5縣農業總產值3.4億元，比上年減少5400萬元，糧食總產量3億公斤，比上年減少   8300萬公斤。由于糧食大幅度減產，不少地方除完成征購任務，連種子、飼料、口糧都無法保證。在口糧短缺的情況下，一個接一個的搞大會戰，高強度勞動，導致群眾中發生了浮腫病。1960年5月，僅高平縣的浮腫病患者就達3171人，占總人口的1.1%。在這種情況下，仍有人在說假話，為了完成征購任務，采取巧磨、巧做、巧說、巧算、巧保管，所謂的“大紅、大勤、大巧”辦法，還美其名為計劃用糧節約備荒運動。通過對陽城縣隱瞞糧食產量的揭露和批判，又開展了強迫農民交征購糧的翻鍋底運動。1960年11月6日，晉城縣高平公社北詩工作區某黨委書記，發現全區糧食畝產只有258斤，比他在會上報的畝產281斤少了23斤，一時頭腦發熱，立即召集各管理區支書、主任開會，要求必須把短缺的23斤糧食尋回來，否則給予處分。在工作區黨委的壓力下，各管理區支書親自督戰，派民兵奪門擰鎖、扒高跳墻到社員家中，翻箱倒柜，刨地挖坑，突擊搜查，甚至發生了打罵群眾現象，共搜查760戶，占整個工作區總戶數的20%，將搜查出的糧食、油料、蔬菜全部當做征購任務。第二，繼續調動農村勞動力盲目搞“大辦”。1959年秋后，5縣掀起大辦水利熱潮。動工修建的水庫、渠道、水井、機灌工程1100 余處，長年投入的青壯年勞力達30多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70%以上。農村另一支勞動大軍一直堅持戰斗在社辦企業的“小洋群”、“小土群”，占勞動力總數的15%。此外，各縣還有一批林業大軍。1960年，為實現“樹雄心，立壯志，三年實現園林化”的宏偉目標，晉東南地委給每個縣下達20萬畝造林任務，1億株植樹任務，要求實現核桃株產幾千斤，花椒株產1000斤夢想。當年上報完成造林819萬畝，后核實只有2.1萬畝。第三，由管理區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強行過渡。1960年1月，5縣先后進行了小社并大社。晉城巴公公社作為第一批向公社基本所有制過渡的試點。4月，陵川附城公社、陽城町店公社也由管理區所有制過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過渡中出現了向管理區隨意攤派資金，抽調勞力與土地，以及其它“一平二調”的錯誤。至11月，據不完全統計，5縣共平調管理區和生產隊的各種農具、牲畜、勞力、車輛、房屋等總價值達5000萬元。第四，“民有怨言”的公共食堂又發展起來，農民歡迎的農業生產責任制被強令取消。早在1959年上半年，在糾“左”過程中，5縣曾解散了部分公共食堂，這本是符合群眾意愿的舉措。但是，開展“反右傾”運動以后，各地又掀起了大辦食堂的熱潮。截至1960年3月底統計，5縣總共辦起了6569個公共食堂，參加食堂的農戶占到總農戶數的87.4%。1959年整社整風中實行的定產、定征購、定人員以及總額分成、超產獎勵、勞動定額等農業生產責任制，被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破壞集體化，為了使人民重新過少數人發財、多數人貧窮的不平等生活”，再次受到嚴厲的批判。

　　工業方面：1959年第四季度開展了超額完成生產計劃的競賽活動，1960年第一季度開展了“開門紅”、“月月紅”活動，第二季度開展大戰“紅五月”活動，第三季度開展為“七一”和國慶獻禮活動，如此等等，各種活動一個接一個持繼不斷。同時，為了實現高指標，首先是盲目增加投資。1959年、1960年5縣投資總額分別達4185萬元、6029萬元，是1957年的4.7倍、6.7倍，其中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在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期間的16.3%上升到78.7%和82.6%。工業生產的盲目發展，必然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結果占去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造成農業生產的萎縮。其次，大力興辦“小土群”、“小洋群”運動，提出“五小成群”（即小煤窯、小鐵礦、小高爐、小轉爐、小鐵路）的口號，有些地方還要求興辦小化工、小水泥、小機電等，掀起了一個以大搞半機械化、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浪潮。到1960年的2月，據晉東南專署統計稱，全區已有冶金、煤炭、機械、電力、輕工、建筑、鐵路、郵電、地質等部門的30項技術經濟指標趕上了全國先進水平，18項技術經濟指標趕上了全省先進水平。陵川禮義鐵廠的生鐵成本到1960年2月14日降低到每噸48.24元，比全國生鐵成本最低的四川省萬福鐵廠平均每噸75元還低26.76元；陽城北留及晉城鋼鐵廠等高爐生產的生鐵合格率達到100%，獲得大面積優質高產；陽城應朝鐵廠4立方米高爐白煤煉鐵的利用系數達到6噸多，超過全省小高爐利用系數為4.96噸的盂縣五五機械廠；原煤含坩率、全員效率、塊炭率和坑木消耗等4項指標達到全國先進水平，原煤成本在全省最低；陽城后則腰陶瓷廠燒成時間降低到56小時，超過唐山陶瓷廠126小時的全國先進水平；晉城土嶺糖廠的出糖率達到18%，超過甘肅省14%的全國先進水平；晉城酒廠的白酒出酒率、沁水端氏機械廠糧油車間的棉籽出油率也分別以55.4%和25%躍居全省第一。工業“大躍進”造成的嚴重浮夸、亂改亂攀現象，不僅使國有資源和社會環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而且助長了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嚴重泛濫。

　　文教衛生方面：在各縣經濟實力不強，農業生產不過關，難以負擔太多的非農業人口的情況下，這些部門在“反右傾”運動中，也進行了超越實際能力的“大躍進”。1958年到1960年3年間，5縣各類學校由“一五”期末的2681所增至3277所，其中，新增中專11所，中學90所，在校學生由1957年的16.5萬人猛增至26.8萬人。而且，還辦了一大批所謂“紅專大學”、“縣社農大”、農校等。衛生單位由389個激增至738個，衛生技術人員凈增1萬多人?？萍疾块T提出苦戰3年，基本改變科技落后面貌。甚至文學藝術方面，也像全民大辦鋼鐵那樣，大搞群眾運動，爭取在文學、戲曲、音樂、學術等各個領域放出“衛星”。

　　二、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晉城各縣的工業“大躍進”，以“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為中心全面鋪開。1958年上半年，5縣各鄉、社已經辦起了數千個土冶爐。這年5月，陽城應朝鐵廠技師付樹昆等用土高爐、冷風、無煙煤，煉出優質灰生鐵，被專家評為“突破古今中外煉鐵的陳規，揭開我國煉鐵史上新的一頁”。①《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山西日報》都在顯著位置予以報道，全國各地參觀學習的絡繹不絕。6月13日，全省工業協作會議將全省鋼產量的計劃提高到50萬噸，鐵90萬噸，要求各地（市）、縣大力興辦1.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爐，并提出“全黨全民總動員，男女老少齊上陣，爭取全省鋼鐵產量實現‘大躍進’”的口號。7月8日，晉東南地委召開全區工業大協作會議，決定全區鋼鐵生產按照“土洋并舉”、“鋼鐵并舉”的發展原則，全年要建成 236個小高爐，200個大高爐，計劃產鐵60萬噸。為了完成省、地下達的鋼鐵生產任務，8月初，晉城各縣相繼開展了收購廢鋼廢銅的突擊運動?？h鄉書記掛帥，全黨動員，全民發動，晝夜搜尋，家家被翻箱倒柜，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掘地三尺，搜集鋼鐵”口號。短短半個月時間，5縣收集廢鐵830萬公斤，廢銅41萬公斤，其中，一些地方把群眾用的鍋盆等炊具也當做廢鐵收購，多數地方都發生了硬攤硬派、強迫命令現象。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會議，要求迅速掀起一個大規模的群眾煉鋼運動。會議還未結束，山西省委就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強調進一步解放思想，掃除一切障礙，大干快上，來一個鋼鐵生產“大躍進”。

　　9月8日，長治地委召開鋼鐵“衛星”單位座談會。會議通過對陽城應朝、陵川禮義、高平云泉等地建爐速度快、生鐵產量高的先進經驗交流總結，要求各縣“全黨全民總動員，一手抓鋼，一手抓糧，保證鋼鐵糧食雙豐收”。之后，晉城等5縣先后召開全縣總支書記、大隊長、廠礦負責人緊急會議，為實現鋼鐵生產“大躍進”，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一是以鋼為綱，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均以鋼鐵生產為中心，各級黨政領導要服從這個中心，不準與鋼鐵生產“抗膀子”，鬧矛盾，并及時地逐級召開生產計劃會，人人訂計劃，層層訂計劃，逐級提出加快鋼鐵生產的行動計劃；二是抓思想整風，以整風促生產，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辦法，充分發動群眾，把群眾的潛力挖出來；三是狠抓技術革新，貫徹土洋結合的方針，發揮群眾智慧，克服一切困難，加快鋼鐵生產速度；四是加強統籌安排，工、農、財貿等各業全力支持大煉鋼鐵，農村、機關、學校、廠礦參加大煉鋼鐵；五是各地開展插“紅旗”，放“衛星”評比競賽活動；六是成立鋼鐵生產領導組，組織鋼鐵生產兵團，開展大會戰，逐周逐月檢查生產進度，以便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推廣經驗。

　　當時雖然物質基礎和技術水平都不具備，特別是廣大群眾根本沒有接觸過煉鋼煉鐵過程，但由于黨組織在群眾中具有極強的號召力，廣大群眾又有改變落后面貌的愿望，所以很快掀起了建爐建廠的高潮。晉城縣群眾集思廣義，發明了各種“春節爐”，土法上馬，土洋結合，到9月底就建起各種煉鋼爐6.7萬個。同時，為解決煉鐵的裝備和運輸，又興辦了許多小鐵路網、小機械廠。高平縣在田邊地頭、塄邊溝中，到處建起各種土坊爐、缸爐、石灰窯爐等6.5萬個。陽城縣甚至提出“鋼鐵生產翻三番，人均擁有半座爐”目標。陵川縣大建“十寶山”，以寶山建“十場（廠）”，促進了社辦工業迅猛發展。在各地群眾建爐建廠熱情的鼓舞下，5縣縣委對鋼鐵“大躍進”充滿了信心，再一次調整了生產奮斗目標：保證生產生鐵30萬噸、鋼3萬噸。提出的戰斗口號是：“全黨全民煉鋼鐵，大破難關放衛星，坊爐為主猛躍進，日產千噸賀國慶”。為響應縣委的號召，各地各級由一把手親自掛帥，從工人、農民、干部、學生到居民，從耄耋老人到七、八歲兒童，都動員到了大煉鋼鐵的戰場。1958年10月20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還到晉城一中參觀了師生大煉鋼鐵的情況。據統計，到1958年底，5縣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達72.6萬人，占總人口的60%。出現了白天列隊上山砍樹挖煤，尋找礦石，黑夜燈火通明，號聲不絕，村村無閑人，戶戶煉鐵忙的壯觀場面。

　　1958年10月初，根據省、地部署，5縣開展了大打鋼鐵生產的“淮海戰役”?？h與縣、社與社、企業與企業之間展開了煉鐵大競賽，比干勁，比速度，人人不離爐，一日三送飯，經過9個晝夜的奮戰，完成了上級下達的煉鐵任務。陽城縣在這次競賽中，稱日產鋼鐵近20萬噸，獲得全晉東南冠軍。之后，地、縣在總結這次大會戰時，認為生產速度仍然緩慢，不是“大躍進”氣概，號召各地認真落實省委《關于苦戰最后兩個月，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的緊急指示》，再鼓干勁，推動鋼鐵生產“猛烈躍進”。確定1959年再建20個中型、29個小型鋼鐵廠，晉城鋼鐵廠則改建成大型鋼鐵廠。同時制訂出大搞土機械化、土鐵路化、土電氣化、土車床化規劃，要求1959年底縣縣要有土鐵路，社社要有土機床，集鎮都要有電燈，主要工具都要土機械化。到1958年11月底，據5縣分別寫給地委的報告稱，各地不僅大大超額完成了省、地下達的鋼鐵生產任務，而且也超額完成了各自制訂的生產目標，鋼總產量達3.3萬噸，是1957年3倍；鐵總產量超過35萬噸，相當于1957年的17.5倍。實際落實下來，1958年生鐵產量僅為4萬噸，其中3.7萬噸為鄉村生產，鋼產量0.22萬噸。

　　1959年，各地“大辦鋼鐵”開始由追求數量向優質高產方面轉變。2月，晉東南地委在晉城召開四土化（土鐵路化、土機械化、土機床化、土電氣化）公社辦工業現場會。要求各地鋼鐵生產學習晉城的經驗，本著土法上馬、土洋并舉的原則，擴大煉鐵設備能力，興建一批小洋高爐，提高機械化水平和運輸能力，加強技術改造和革新，提高生鐵質量和產量。5月11日至17日，在晉東南地委、專署召開的鋼鐵工業5級干部會議上，晉城大陽、高平馬村、陽城應朝、蒿峪、水村、陵川禮義等鐵廠介紹了優質高產、正常開爐生產、開展勞動競賽、加強勞動管理、技術革新、以土爐石灰代青石煉鐵、白煤煉鐵等先進經驗。6月25日至28日，專署冶金工業局還專門在陽城水村鐵廠召開現場會，推廣該廠在向小洋群過渡中開展以高產優質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活動的經驗。同時，由單純生產鋼鐵向生產鑄件轉變。1959年，僅晉城縣生產的各種小農具、改良農具就有43萬件，水泵、水車、牽引犁、小麥脫粒機等12500件，農業水利建設工具6250件，農產品加工具和食堂灶具68000件，交通運輸工具90000余件。8月，鋼鐵生產由于材料短缺、資金不足，除留少數高爐繼續建設外，大部分高爐暫停建設。但在“反右傾，鼓干勁”的形勢下，很快又紛紛上馬，并開展了以實現機械化、半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運動。1959年與1958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增長24%，生鐵產量增長50%，鋼產量增長一倍半。

　　1960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冶金工業全面躍進誓師評比大會上，陵川禮義鐵廠、晉城第一鋼鐵廠、大陽鐵廠、陽城應朝鐵廠、蒿峪鐵廠、次營鐵廠等單位受到國家工業部和重工業委員會的聯合表彰和獎勵。3月，晉城小洋鐵路網破土動工。4月16日至22日，8省2區土鋼鐵精制農具現場會在陽城縣召開，肯定了陽城縣“五土一條龍”和用土鋼土鐵精制農具的成功經驗，認為是加速實現農業技術改造的一個新的創舉。這一年，5縣生鐵產量創歷史紀錄，達到8.1萬噸，是1958年的2倍，直到 1973年這一紀錄才被刷新。

　　“全民大辦鋼鐵運動”雖然表面上增加了鋼鐵總產量和工業總產值，但這種不顧客觀規律蠻干硬上的做法，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使國民經濟的比例嚴重失調。由于亂挖亂采，使資源和環境遭到了極大破壞，而所煉的鋼鐵大部分因含硫量高不能使用。動員各家各戶上交的鐵床、鐵鍋、鐵門、鐵盆及其他銅器用具，本來能夠使用，卻砸碎重新回爐冶煉，結果變成了沒有使用價值的廢品。同時，在大煉鋼鐵中，實行全黨動員，全民上陣，直接和間接投入的人力70多萬，使農業第一線勞動力短缺，農業生產和其它戰線的工作受到一定影響。

　　三、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

　　“大躍進”和大煉鋼鐵中的高指標、浮夸風，推動著在生產關系方面向更高級的形式過渡。一些干部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能促進生產的發展。高平縣陳土區鄉針對各農業社在治水、用水方面常常鬧矛盾、影響生產的情況，由鄉政府牽頭協調，采取“打破社界，協作治水，團結用水”的辦法，較好地解決了生產、生活中治水用水問題。長治地委即號召全區學習推廣高平陳土區的經驗，擴大合作社規模，在各條戰線、各行各業開展共產主義大協作。

　　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并下發了《關于把小型的農村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6月20日，山西省委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在研究制定農業躍進方案的同時，討論了小社并大社的問題。6月下旬至7月初，長治地委和晉城等5縣縣委認真貫徹中央、省委精神，對組織開展全區農業“大躍進”，擴大農業合作社規模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討論和研究，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已經不能適應水利化、機械化和農業生產“大躍進”的需要，必須逐步地、分期分批把小社合并為大社。通過調查摸底，開始進行并社工作試點。8月9日，長治地委在平順縣羊井底召開“一三三”制度推廣現場會?！耙蝗敝贫燃匆粋€食堂；三院：幼兒院、幸福院、醫院；三廠：縫紉廠、制鞋廠、糧食加工廠。與會人員認為，實行這一制度，將為興辦人民公社奠定良好的基礎。

　　7月，《紅旗》雜志發表文章，根據毛澤東“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公開宣傳毛澤東關于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的思想。長治地委據此率先在全省開始了并社工作。8月12日，長治地委、專署將潞安縣的中蘇友好集體農莊及18個農業社、包括31個自然村、5327戶農民合并組成潞安縣中蘇友好人民公社，這是山西省的第一個人民公社。19日，長治地委作出《關于大轉人民公社的決議》。當夜，將決議以緊急通知的方式傳達到各縣，開始了全區全面實現人民公社化。晉城等縣在接到緊急通知后，次日上午即召開常委會，專門研究討論辦人民公社的具體問題。25日，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晉城地區5縣1879個農業合作社及農村所有的供銷信貸社，在“自愿”的原則下，從便于生產，便于領導出發，圍繞著一架山、一條溝、一條河流、一片平川、一個生產特點聯合起來，組成了44個大型人民公社，平均43個社合并為一個公社，每社平均6554戶。最大的公社是高平人民公社，包括6.2萬戶，28萬人。至此，在全省首家實現了人民公社化。11月1日，為了適應“大躍進”的形勢，根據省委、省人委調整行政區劃的決定，高平、陵川并入晉城縣，沁水并入陽城縣。晉城境內僅設晉城、陽城二縣，陵川、沁水分別改稱管理委員會，高平稱人民公社。

　　在農村普遍實行人民公社化的同時，城鎮也開始實行人民公社化。1958年秋冬，各縣機關、廠礦、學校和人民團體，集中力量，運用廣播、報紙、黑板報、大字報等所有宣傳工具，大張旗鼓地宣傳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優越性，宣講城市人民公社對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效益，掀起了一個大辦城市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當時規定，凡是年滿16歲以上的城市居民，除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以外，自愿報名參加，張榜公布后即可成為公社社員。企事業、機關、團體、學校等由國家供給的人員，一律作為團體社員參加公社。資產階級分子可以入社，但入社后不能摘掉資產階級分子帽子，不安排職務。地、富、反、壞、右分子不能當社員，公社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他們參加生產勞動，并實行監督改造。城市人民公社有3種形式：一是以街道為單位組織生產， 舉辦集體福利事業的人民公社；二是以工廠為主，職工家屬和附近居民共同組織的人民公社；三是以機關、學校為單位組織的人民公社。至1960年4月，晉城、陽城、陵川、沁水均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入社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90%以上，基本實現了城市人民公社化。

　　在大辦人民公社的過程中，十分明顯地突出了“一大二公”的特點。所謂“大”，就是公社的規模和經營范圍，比農業合作社大了幾十倍。5縣原有農業合作社1879個，平均每社146戶，合并為44個公社后，平均每社6554戶，多者達6.2萬戶，少者也在3000戶以上。原來的合作社一般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而人民公社則是農、林、牧、副、漁業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社會基層單位。所謂“公”，就是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比農業社高得多，公社不僅實行政社合一，即把政權組織和經濟組織合二為一，而且把供銷、信貸、手工業合作社同農業生產合作社都合并起來，把社員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和私有的財產，如自留地、牲口、豬、羊、樹木、農具等，都無償收歸公社。同時，國家還把設在當地的一些企事業單位也統統下放給公社管理。這樣就把一個鄉甚至幾個鄉范圍內的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即政治、經濟、文教、軍事等各方面的工作全部集中到了公社。公社要管生產，管政權，還要管社員生活。這么大的規模，管這么多的事情，公社實在難以應付，致使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權力過分集中等現象更加嚴重。特別是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來幾十個貧富不均、條件各異的生產合作社合并在一起，財產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統一核算、統一管理，分配上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由此引發的問題更多。1958年9月23日，晉東南地委下發《關于公社化后在執行政策中幾個問題的通報》，指出，自實現人民公社化以來，由于形勢發展迅速，思想工作跟不上，發生了許多問題。主要是：公社在處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入社時發生了強迫命令現象；公共食堂在對社會的糧食籌集中也普遍存在強迫命令現象；有的公社脫離實際，大講排場；有的干部不深入農村，不接觸群眾，放松了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影響了生產。隨后，地委又下發《關于1958年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公社管理委員會統一控制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在確定口糧、種子、飼料扣除標準外，一般可以實行糧食供給制，部分經濟條件較好的公社可以實行伙食供給制，也可采用吃飯、穿衣、烤火、照明、醫藥、文化教育等基本生活所需的基本供給制。除供給生活資料需要外，其余收入按勞動日多少分配給社員。在執行中，晉城縣有幾個公社對社員實行等級工資制，效果很不好。其余多數公社雖未推行他們的經驗，但都按人平均免費供給，供給部分一般高達70%左右。此外，各地還普遍實行伙食和部分集體福利供給制，大辦食堂、幼兒園、托兒所、幸福院等公共事業。有的公社對社員實行“七包”，即：包吃、包住、包穿、包生養、包上學、包婚喪、包看病，甚至有的公社按照“按需分配”的原則實行供給制。這一切都是充滿理想色彩的制度和做法。1958年5縣人均國民收入只有178元，在溫飽尚未保證的情況下就企圖取消按勞分配，實行按需分配，無疑是一種主觀空想，必然造成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嚴重挫傷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實現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普遍實行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主要表現為：第一，生產組織軍事化。就是把從事生產勞動的各類人員組成軍隊建制，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公社、大隊、小隊、小組，分別建立團、營、連、排、班，公社為團，大隊為營，小隊為連，小隊以下又設若干排，小組為班。第二，生產勞動戰斗化。從縣、社隊到各大隊，像革命戰爭年代打仗一樣，把生產任務分成一個個戰役，一場場戰斗，把勞動力分成兵團、突擊隊、專業隊，進行一場場大會戰。高平公社組織5萬勞動大軍，長期戰斗在水利建設的第一線，開展了丹河灌區、許河灌區大會戰，分任務，包定額，編成突擊隊、戰斗隊，不分晝夜進行打井挖渠，吃在地頭，睡在井邊?；钴S在晉城任莊水庫的女子“劉胡蘭”突擊隊，敢與男子挑戰，許多人因過度勞累而生病，但仍輕傷不下火線，被評為全國水利建設先進單位，榮獲全國水利紅旗。這種戰斗精神固然可嘉，但它超出了當時人們的覺悟程度和身體承受的能力，加之一些工程由于盲目上馬，不計效果的瞎指揮，造成勞民傷財的結果，嚴重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第三，生活集體化。為了便于組織“大躍進”，各人民公社都在生活集體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建立公共食堂，吃大鍋飯。到1960年3月，5縣建起6569個公共食堂，參加食堂的戶數占5縣農戶總數的87.4%，農村基本上實現了食堂化。由于創辦食堂大刮“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從它開始的那天起就一直伴隨著許多預想不到的阻力和無法解決的實際問題。大部分食堂表面上看起來熱熱鬧鬧，實際上背后問題成堆。其次是集中住宿。男女勞動干活，干到哪里住在哪里，參加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就食宿在工地，深翻土地就食宿在地頭，植樹造林就食宿在山上。與此相適應，中小學生也實行了“四集體”，即吃在校、住在校、同學習、同勞動。勞動力都外出勞動，老年人無人照料，都集中在敬老院，小孩子無人看管，全部送托兒所、幼兒園。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抹煞了家庭之間的經濟差別和人們生活習慣的差別，造成了許多矛盾，影響了人際關系的和諧和勞動生產積極性的發揮。

　　伴隨著人民公社化，盛行一時的“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命令風、特殊化等“五風”也在各縣越刮越猛?！拔屣L”的中心是“共產風”，“共產風”的突出表現，首先是大搞“一平二調”，也就是窮隊“共”了富隊的“產”；其次，社與社、縣與縣、農村與城市之間，在勞動力、交通運輸工具、大牲畜、農副產品等方面，搞所謂“共產主義大協作”、“大支援”，實際上也是在搞“一平二調”。如1958年8月2日，晉城、高平縣委、縣人委抽調10多部提水機械和10多名工人，前往襄垣、武鄉縣支援抗旱斗爭，并提出不要工錢、不要運費、不要機器損耗費；再次，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剩余”，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歸公社所有，連合作商店、合作小組的生產資料也統一歸公社所有，不付息、不分紅、不還本。更有甚者，一些公社的社員，從生產資料到生活資料，從人到物，包括勞力、土地、房屋、磚瓦、糧草、樹木、家具、炊具、豬、羊、雞、兔等都被“共產風”一刮而光，不僅引起了社員的不滿，更嚴重的是造成了社員生產和生活的極大困難。與“共產風”同時盛行的還有浮夸風。由于浮夸風，引發的直接后果是高征購，使5縣廣大農村“人缺口糧畜少料”，特別是1958年冬季以后，市場上出現了糧食、油料、蛋肉、蔬菜供應嚴重不足的緊張狀況。與此同時產生的瞎指揮、命令風、特殊化風也十分嚴重，具體表面在亂提口號，盲目蠻干，生產無制度，勞動無定額，報酬無區別，干部多吃多占，其后果必然是嚴重挫傷社員群眾的感情和勞動積極性，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

　　四、“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影響

　　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展以來，由于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浮夸風、“共產風”愈演愈烈，加上晉城各縣連年遭受自然災害，1959年至1961年5縣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

　　工農業比例關系失調。農業生產持續下降，農業總產值由1958年的3.97億元，降至1960年的3.30億元，跌到“一五”初期的水平。1960年5縣糧食總產量倒退了10年，下降到3億公斤，僅比1951年略高1000萬公斤。1958年至1960年，連續三年中，棉花產量由215萬公斤降至189萬公斤，再降到149萬公斤，僅比“一五”頭一年高12萬公斤；油料產量由426萬公斤降至385萬公斤，再降至277萬公斤，比1949年還少17萬公斤；蠶繭產量由121萬公斤，降至98萬公斤，再降至76萬公斤，僅比1952年略高3.7萬公斤；蔬菜產量由17163萬公斤，降至12718萬公斤，1960年因糧食奇缺，各縣采取以瓜菜代糧食，蔬菜產量有所提高，為16859萬公斤；肉類總產量由140萬公斤，降至139萬公斤，再降至103萬公斤；禽蛋產量由278萬公斤，降至231萬公斤，再降至140萬公斤，比1950年還少11萬公斤；大牲畜存欄減少近1萬頭，豬存欄減少近5萬頭。在工業方面，雖然1958年至1960年工業總產值一再攀升，由1.7億元，升至2.1億元，再升至2.6億元；原煤產量由152萬噸，升至182萬噸，再升至216萬噸；生鐵產量由4萬噸，升至6萬噸，再升至8.1萬噸。但這是在擠掉輕工業、壓垮農業的情況下取得的。由于片面強調“以鋼為綱”，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以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如由于紙源斷絕，連晉東南地委機關報—《晉東南報》也不得不于1961年3月“暫停休刊”。1957年，農、輕、重的比例是79.3：6.6：14.1，到1960年，三者的比例變化為55.8：11.7：32.5。3年中，農業所占比重下降23.5%，輕工業比重只上升5.1%，而重工業比重增長18.4%。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畸形發展是難以持久的，到頭來重工業不得不大幅度下降。1961年，原煤產量僅為145萬噸，生鐵產量只有2.3萬噸。

　　基本建設投資過大，戰線過長。1958年，5縣基本建設投資達1618萬元，是1957年的1.9倍。1959年猛增至4185萬元，1960年更升至6029萬元，比1958年凈增4411萬元，增加2.7倍。財政積累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期間的不足30%，提高到近50%，消費則由72%下降到51%，積累率急劇上升。開工建設的項目越來越多，攤子鋪得越來越大，超過了人力財力物力的實際承受能力，不但直接擠占了當年的消費資金，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由于規劃的盲目性，生產中的瞎指揮，缺少后續資金和各種物資供應，許多工程有始無終，半途而廢，造成極大的浪費。

　　非農業人口大量增加和農村“一平二調”的惡性膨脹，加劇了農村的困難。1958年，5縣非農業人口達10.3萬人，比1957年增加3.2萬人；1959年又比1958年增加3萬人，達到13.3萬人。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1957年的5.9%，上升到1958年的8.1%，1959年達到10.3%。而1958年至1960年3年中，5縣農村被無償平調的財物總值達5000余萬元，每個農業人口平均被平調43元。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大量增加，大大加重了農產品供應的壓力，加之嚴重的“一平二調”，使農村經濟陷入了產不敷出的困境。

　　財政發生嚴重困難，銀行信貸失控。1960年，5縣地方財政收入為3893萬元，比1959年減少487萬元。而同年財政支出卻比1959年多出1070萬元，達到4052萬元，財政赤字達159萬元。1961年，財政收入銳減為1989萬元，支出為2560萬元，赤字高達571萬元。而銀行信貸卻是重放輕收，甚至提出“為了支援‘大躍進’，需要多少貸給多少”的口號。1958年，5縣農業貸款高達645萬元，1959年至1962年又發放了農業貸款2278萬元。

　　糧食嚴重短缺，人民生活遇到極大困難。1958年至1960年，盡管糧食及其它主要農作物產量一降再降，但由于甚囂塵上的高指標、浮夸風，征購任務卻居高不下。1959年，5縣糧食總產量3.04億公斤，除去征購1.23億公斤，人均占有糧食僅140.6公斤。1960年，雖稍好些，也只有160.9公斤，分配給社員的口糧更少，平均只有130公斤，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最低。由于糧食和其他瓜菜奇缺，社員勞動強度又大，1960年至1961年，據晉東南地委給省委的報告稱，全區患浮腫病、百日咳、腦膜炎、婦科病的人數約為13萬人，其中死亡323人。對此，各縣按照中央“低標準，瓜菜代，辦好食堂，管好糧食，勞逸結合”的精神，統一部署開展了一年生活安排運動。首先，將農村吃糧標準作了明確規定：1960年10月每人每天平均8兩，11月為6兩，12月為5兩；其次，大種蔬菜和晚秋作物，以瓜菜代替糧食；再次，壓縮城市供應10%，取消公社一級干部食堂，干部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另外，多數地方還發動群眾挖野菜，用秸稈制作淀粉作糧食，以度災荒。盡管如此，1961年春，仍發生了群眾斷糧，外出逃荒現象。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上旬，晉東南全區就發生路上餓死人16起，全部為外出逃荒或借糧的農民。

　　從1958年到1960年，晉城各縣同全省、全國一樣，由于社會主義的探索中經驗不足，對經濟規律和本地基本情況缺乏科學的認識，加之舊中國長期落后挨打的歷史和新生政權遭受嚴重包圍封鎖的現實，一些干部急于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而不切實際地套用了革命戰爭年代成功的經驗，持續開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計民生帶來嚴重后果，人民群眾遭受到重大損失。這個教訓是沉痛的。但從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來看，這種失誤畢竟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失誤，是前進中的失誤，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此期間，各縣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為了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煥發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自覺踴躍地參加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和血汗；廣大黨政干部，尤其是農村黨員干部，春天組織幫助群眾播種，夏天忙于打麥鋤苗，秋天收割分配，冬天整頓學習，一年四季，腳手不閑，被群眾稱為春天是“紅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窮人”，冬天是“罪人”；經濟文化等各條戰線廣大干部群眾，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頑強拼搏的精神，大膽進行了社會主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這種擺脫了封建枷鎖后堅定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精神還是難能可貴的。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各級黨組織在省、地委的領導下，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左”的錯誤開始進行初步糾正。1958年冬，根據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省委《關于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地委《關于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決定》，各縣對農村人民公社開始進行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為主的整頓，縣、社抽出近2000名干部，配合省、地委整社工作組開展工作。制定出《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條例》（草案），主要內容是：第一，關于人民公社的規模；第二，關于人民公社的機構設置；第三，關于人民公社的計劃管理；第四，關于人民公社的勞動管理；第五，關于人民公社的財務管理；第六，關于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整頓的重點是糾正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通過整社，目的是要從思想上、組織上、經濟上和經營管理上把人民公社的工作引上正軌。根據地委的規定，縣級以上干部每人固定聯系一個人民公社，深入實際，了解情況，進行具體幫助和指導。12月22日，晉東南地委書記處書記李先唐、著名作家趙樹理等到晉城縣的農村、廠礦、機關、學校，針對公社整頓及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進行調研，歷時4天，走訪350余戶，600多名社員，26個食堂，6個廠礦、學校，并向5000余名縣、社干部作了“關心群眾生活問題”的報告。1959年3月24日，晉城、陽城二縣（大縣）及所屬管委會、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廠礦全體干部參加了晉東南地委召開的五級干部會議。會議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鄭州會議精神和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以及省委六級干部會議精神；批判了平均主義和“共產風”；確定權力下放，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要求各地對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的各種賬目進行認真的清理，無償征調生產隊的財物要退賠。會后，各地都進行了及時的傳達落實，首先是重新調整了人民公社和管理區的設置，劃小了核算單位，人民公社由原來的44個劃為53個，管理區由401個調整為1389個。在公社和生產大隊內部實行“三定”、總額分成、超產獎勵、勞動定額和民主辦社等5項制度。其次，貫徹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改變了積累比例過大的作法，并適當地降低了供給制部分的比重；對公共食堂強調自愿參加的原則，把全民食堂變成了季節性的勞動力食堂。第三，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6月3日，作出了《關于迅速分配社員自留地，以發展豬、雞、鵝、鴨生產問題的六條規定》，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鼓勵社員充分利用零星閑散土地和房前屋后土地種植樹木、莊稼，實行誰種誰收，以增加社員的經濟收入。第四，改變“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實行任務到隊、管理到組、措施到田、責任到人的生產責任制。改善了經營管理，建立和健全了財務管理、民主管理等制度。第五，在農作物種植上，貫徹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改變了過去為單純追求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大量減少耕地的作法，明確提出擴大耕地面積和逐漸發展農業機械化的方向。

　　在整風整社中，從4月下旬到5月底，各地還召開了人民公社黨員代表大會和社員代表大會，清理公社化以來的各種帳目和干部中存在的作風問題。通過整風算帳，對縣、公社平調的管理區和生產隊的物資，包括糧食、牲畜、現金和勞動力等，都給予了適當的補償，進行了退賠兌現。對嚴重違法亂紀的干部，給予了組織處理；對強迫命令搞浮夸的干部進行了批評教育。同時，還對國民經濟的高指標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從而增加了社員的收入，改進了干部的作風，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些“左”的作法。

　　在這一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建設雖因“左”受到了嚴重挫折，但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艱苦奮斗，社會主義建設仍取得了許多成就。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農田水利建設和工業建設項目?，F在全市所有的4座中型水庫，全部興建于那個年代。1959年1月，陵川縣申莊水庫動工興建；10月，境內最大的澤州縣任莊水庫動工興建；11月，陽城縣董封水庫、陵川縣上郊水庫先后開工上馬。這四座中型水庫總控制流域面積為1866.9平方公里，總庫容為13158萬立方米，設計灌溉面積為6.7萬畝，總投資為2111萬元。晉城、陽城、陵川縣委動員10多萬農民、工人、機關干部，實行領導、科技人員和群眾三結合，在敢“與天斗，與地斗”口號的鼓舞下，克服機械動力不足、原材料短缺等重重困難，除申莊水庫于1963年12月建成外，其余到1960年6月全部竣工受益?，F在全市共有的97座小型水庫中有69座也建成于那時，控制流域面積2078平方公里，總庫容8388萬立方米，設計灌溉面積16.6萬畝。在工業建設方面，興建了晉城礦務局、晉城鋼鐵廠、望云煤礦、莒山煤礦、太行印刷機器廠、晉城水泥廠、晉城色織廠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業。1960年，5縣縣屬國營以上工業企業449個，其中中央屬國營企業1個，地屬國營企業10個，縣屬國營企業138個，構成了境內工業的基本框架。同時，建成公社集體企業324個，隊辦企業766個，許多社辦企業如陽城后則腰陶瓷廠、晉城七嶺糖廠、沁水端氏機械廠、陵川禮義鐵廠等10多個廠成為當時省內聞名的社辦企業。社隊工業總產值已占到全境工業總產值的26.7%。在科學技術方面，廣大職工和技術人員發揮創造精神，取得了一批有突破性進展的科技成果。1958年10月，陽城后則腰瓷廠與晉城大陽鋼鐵廠合作，用土法煉出了氧化鋁，填補了晉東南煉鋁工業的空白。1960年3月，全省化肥現場會在陽城縣召開，推廣了白桑公社大搞土化肥經驗，農村出現以硫磺和白煤矸石為原料大辦土化肥熱。1960年，5縣工業總產值達2.6億元，是1957年的2.9倍。主要工業產品1960年與1957年比，原煤由106.4萬噸上升到216萬噸，生鐵由2萬噸上升到8萬噸，發電量由117萬千瓦時上升到2470萬千瓦時，布匹由20.3萬米上升到66.9萬米，水泥從無到有，產量達2.2萬噸。所有這些，都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為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這些成績，也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中共晉城市委黨史研究室

（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