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國民經濟的調整與基本好轉

一、農業和農村政策的調整

　　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持續開展，加上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災害，以及在國際上中蘇關系的惡化，大批蘇聯專家的撤走還債等原因，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當時的晉城各地農村普遍發生了大面積的災荒，糧食供應發生嚴重困難，出現了一些農民外出逃荒的現象。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強烈要求改變這種現狀，黨的各級組織也逐步從“左”的指導思想束縛中清醒過來，決心認真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之后，8月10日至15日，晉東南地委召開各縣縣委書記會議，進行了及時傳達貫徹。根據中央“全黨動員，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決定今后工作的重點，一是繼續壓縮非農勞力，精簡機構，加強農業主攻戰線。要求在前段壓縮12萬的基礎上，再從學校、工業系統、機關、文體系統、企事業單位壓縮129700人；二是縣、社、隊結合開展“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全面進行整風整社，重點放在整頓落后公社、管理區和生產隊方面，搞好生產規劃。8月下旬至9月上旬，晉陽陵沁（高平此時仍屬晉城）相繼召開縣、社、隊三級干部會議，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3年來的工作進行了認真總結，歸納出十個方面群眾意見最大的問題：一是高指標；二是瞎指揮；三是大辦公共食堂；四是急于過渡帶來的“一平二調共產風”；五是大購大銷，成物當廢品收購，挖了群眾的家底；六是連年增加征購任務，減少了社員口糧；七是大辦鋼鐵，得不償失；八是農村衛生盲目學稷山，浪費了錢財；九是各種假報告、浮夸風；十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以黨代政。各縣在開始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時，圍繞退賠“一平二調”的財物，加快發展林、牧、副業多種經營，切實改變干部作風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比如，晉城縣委發出《關于社員家庭自留地的緊急通知》，規定“社員自己房前屋后的小塊自留地的種植以及在不影響集體勞動下種植的非耕地，捎種的非耕地，無論種的多少，一律實行誰種誰收、誰收誰用的政策，不得隨便收歸公有，已收者退回”。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召開，決定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根據“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指導思想，正式通過了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共中央《十二條》的發出和“八字”方針的實行，加快了各縣農村調整的步伐。依此為指導，從1960年冬至1961年春，各縣在農村發動群眾開展了一次整風整社運動。運動的中心是整頓農村普遍盛行的“五風”，目的是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整風整社中，各縣均先后召開了歷時一個月的整風大會?？h、社主要領導在大會上首先對3年來的工作做了認真檢查，指出：3年來，縣、社各級領導存在的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干部特殊化風、生產瞎指揮風確實是驚人的，嚴重的。特別是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大刮兩次（一次是1958年公社化初期，另一次是1959年秋），小刮不斷，時間長、范圍廣、平調物資總值和危害大。生產指標普遍高，有的地方脫離實際，盲目擴大高產作物和經濟作物面積，過多抽調管理區的勞力，過多占用耕地。有些干部作風不民主，不走群眾路線，主觀命令，不愿干也得干，甚至因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造成逼死人命的嚴重后果。一些干部對自己弄虛作假，欺上瞞下，騙取榮譽的行為進行了曝光。還有些基層干部對不事勞動，吃偏飯，多記工分，利用職權，欺壓群眾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在深刻檢查，深挖思想根源的基礎上，提出了切實改正的措施，并在大會上宣讀，以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督。接著，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籌措1000余萬元對基本建設中平調的物資和勞力作了部分退賠，占應退賠總值的26%。同時，作出《關于人民公社管理區進一步安排好農村人民生活的若干規定》，要求各地在解散公共食堂以后，確實安排好下灶社員的生活。鼓勵生產隊和社員群眾開荒墾地，并規定三年內不計征購，不頂口糧。提倡生產隊和生產小隊依照實際情況自行安排生產，作出超產按50%至70%獎勵的規定。為了活躍農村市場，便利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制訂《關于恢復農村集市貿易的意見》，要求各地盡快恢復人民公社前的46個農村集市，做到“活而不亂，管而不死”。這些舉措，得到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熱烈歡迎，推動了整風整社的深入開展。

　　在整風整社中，各縣按照山西省委劃定的標準，把公社、管理區分為3種類型，刮“五風”最嚴重、生產最落后的社、區歸入第三類。要求各地都要成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依靠和團結大多數農民，重點整頓第三類社區。提出了整風整社的5條標準：第一，思想發動充分，政策深入人心，壞人壞事得到徹底揭露、徹底批判。貧農、下中農形成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奪回領導權，組織純潔；第二，退賠徹底，分配兌現；第三，充分發揚民主，整頓好黨組織，改進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第四，社員生活安排得細，安排得好；第五，經營管理合理就緒，生產形成高潮。為了通過整風整社切實調整黨的農村政策，省、地、縣三級向公社、管理區派出大批工作隊，由各級領導干部親自帶隊，深入農村，一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另一方面幫助基層開展整風整社工作。采取的主要方法：一是大搞群眾運動，通過廣泛宣傳、發動，把《十二條》及“八字”方針政策原原本本地傳達到廣大黨員、干部和農民群眾中，做到家喻戶曉；二是經過整頓黨組織，認真調整基層領導干部，把能注重實際、作風踏實、深受農民群眾信任的黨員提拔到領導班子中；三是建立健全公社、管理區、生產隊三級經營管理制度，堅決剎住瞎指揮風；四是明確管理區和生產隊的管理權限，給基層以更多的生產經營權；五是強調社營經濟應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發展，不準像過去那樣用平調的辦法，通過削弱管理區經濟來壯大社營經濟。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對頭，整風整社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首先，《十二條》和“八字”方針貫徹后，初步糾正了“五風”，調整了農業的內部關系，穩定了群眾情緒，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其次，整頓了農村各級黨組織，教育了廣大干部和群眾，堅定了干部、群眾團結一致，戰勝困難的信心。再次，批判了一些錯誤思想觀念，初步劃清了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之間的界限，為農業調整和農村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

　　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1961年6月和1962年9月，根據各地執行中反饋的情況做了重要修改，先后兩次頒布了《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掇r業六十條》對人民公社的性質、組織、規模和管理都做了具體的規定。指出，以生產大隊的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之間的經濟關系采用“三包一獎四固定”的辦法去解決；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從屬于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同時，《農業六十條》對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集市貿易、公社調用生產大隊勞力、大隊公積金的提取、公社黨組織的建設等問題也做了明確的規定?！掇r業六十條》的制定和貫徹，“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幾億農民的生產情緒，成為我國農村擺脫連續三年的嚴重災禍，邁向六十年代初中期發展的轉折點”。①

　　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廖魯言到晉東南進行調研，征求對《農業六十條》的意見。5月1日，就學習、貫徹《農業六十條》，向地直科局長、縣委書記、縣長以上干部作了重要講話。在此之前，山西省委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作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若干政策的補充規定》。中央《農業六十條》和省委《補充規定》的頒布，為各地調整農業和農村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據，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從1961年5月開始，各縣農業和農村工作調整全面進入實質性階段。首先，加強了對《農業六十條》和省委《補充規定》的學習宣傳活動。通過縣委擴大會、三級干部會、黨員培訓會、整風整社等多種形式，集中糾正了人們對一些原則問題的錯誤認識。在深入學習的基礎上，每個縣選擇1到2個公社，若干個生產大隊作為調整試點。在試點中嚴格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明確了生產隊和社員的所有權，規定社員個人可以墾荒，對生產隊的樹木、果園等財產要實行“三包一獎”，宅旁、院內、自留地栽種的樹木歸社員所有，并規定這種制度將長期不變。為了打消群眾顧慮，堅定群眾的信心，在試點社、隊強調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對平調的物資、勞力等堅決退賠。5月30日，晉東南地委批轉省委駐高平工作隊關于野川公社南陽大隊和城關公社鳳和大隊平調退賠的兩個調查報告，要求對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平調社員的財物，誰平調的誰退賠，從哪里平調的退賠給哪里，原物在的一定退賠原物，并合理補償，原物已經丟失或消耗掉的，作價退賠。過去公社和縣里非法攤派的各種款項，如基本建設款、文化福利款等，全部退賠給生產隊和農民。農民的自留地歸農民耕種，可以自由種植各種農作物，別人不得干涉。允許農民利用業余時間從事家庭副業，其收入完全歸農民個人所有。允許農民將自己剩余的東西拿到集市上買賣。這些規定和措施，對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民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抓好試點的同時，調整工作普遍推開。先是各縣對農村人民公社的規模進行了調整。管理區一律改稱為生產大隊，并適當縮小了社、大隊、生產隊的規模。5月，撤銷全省最大的高平人民公社，從晉城縣劃出，恢復高平縣建制，并將原13個管理區調整為18個人民公社。至此，境內農村人民公社擴大到105個。1961年下半年，5縣根據地委的指示，開展了超包產競賽活動?？h、社、大隊領導都被安排到生產隊蹲點，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指導生產隊調整；將勞力、土地、耕畜、農具固定給生產隊，登記造冊，制訂獎懲標準，嚴格實行“三包一獎”制度（即包土地、包耕畜、包農具、優獎劣懲）；生產隊對社員實行勞動定額和評工記分制度；尊重生產隊的管理權限，堅決糾正生產中的瞎指揮，種植什么，種植多少，指標多高，由大隊和生產隊協商，經社員代表會和社員大會確定，上邊派下去的指標一律作廢。

　　1962年1至2月，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后，山西省委召開全省六級干部會議，要求各地認真、堅決、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七千人大會”的精神，深刻總結教訓，勇于承認錯誤，承擔責任，與人民群眾同心同德，團結一致，戰勝一切困難。3至5月，地委、縣委先后兩次召開大會進行認真學習傳達，各公社、大隊也相繼召開會議，對照會議精神檢查反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全面檢討的基礎上，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實行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下放工作。到1962年底，5縣共設114個人民公社，2104個生產大隊，11107個生產隊。其中，70%的地方將核算下放到生產隊，30%仍由大隊核算。1963年底，這一比例調整到85%和15%。核算單位下放后，依照“按勞分配”的原則，改變了過去工分一律拉平的計酬辦法，實行定額管理，按勞計酬，超產獎勵的制度，同時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給制，鼓勵農民開展農村集市貿易和從事家庭副業，為農民開展多種經營吃了定心丸。在調整各項政策的同時，各縣還重點抓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一方面要求基層黨組織重視培養基層領導骨干，用黨的政策武裝干部的頭腦，指導各項工作，健全領導核心；另一方面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繼續發揚艱苦奮斗和深入細致的工作作風，認真刻苦地學習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進行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努力成為領導農業生產的內行。理論、政策宣傳要同發展生產相結合，以解決群眾關心的實際問題，改變過去“春天學，夏天松，到了秋后一場空”的狀況。同時，加強了基層共青團、婦聯、貧代會、民兵等組織的工作。通過加強基層黨組織的建設，使黨在農村各項政策的貫徹執行得到了可靠的組織保證。

　　由于各縣縣委認真貫徹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對農業和農村工作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的鞏固。1963年，5縣糧食總產量為3.74億公斤，1964年增加到4.04億公斤，1965年盡管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糧食總產量仍然達到3.4億公斤，比“三年困難時期”平均多4000多萬公斤。農業總產值1963年為3.5億元，1964年增加到4億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最高，農民生活也有了明顯提高。

　　二、基本建設規模和城鎮人口的壓縮

　　“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困難的突出表現之一，是基本建設戰線太長，投資過大。從1958年到1960年，5縣每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618萬元，到4185萬元，再到6029萬元，逐年直線攀升。1960年積累率為49%，不僅明顯高于全國39.6% 的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全省 48.5%的平均水平。由于開工建設的項目過多，攤子鋪得過大，超過了當地財政承受能力，給各縣的工農業生產造成巨大壓力。

　　從1960年后半年開始，晉東南地委、專署和晉城各縣委、縣人委就意識到，基本建設戰線過長，不僅造成了財產資源極大浪費，而且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下決心關停并轉了一批生產效率低下的企業，取消或緩建了一批建設項目。1961年3月，各縣撤銷了基本建設委員會，將其業務工作合并到計劃委員會。7月以后，又相繼成立工業精簡領導小組，對在“大躍進”期間“一窩蜂”而上的小土爐、小發電廠全部關停，高爐也大部分停產。同時，撤銷晉城元慶煤礦籌備處，停建高平王報、劉家莊、晉城川口、北板橋等斜井建設項目。晉城七嶺店鐵廠、氧化鋁廠、高平賀崗鐵廠等也因資金、原材料困難陸續停產。1961年，5縣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2566萬元，比上年減少3463萬元。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及3月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中央領導在報告和講話中，進一步強調“基本建設和重工業指標要堅決降下來”，“第一位的問題是增加農業生產，供應吃、穿”，“把材料、設備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此后，山西省委、晉東南地委對落實中央指示，壓縮基本建設規模進行了具體安排。晉城等縣委、縣人委根據中央、省、地的精神，相繼制訂出各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整頓工業企業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對一些管理混亂、設備損壞嚴重、產品質量低劣、效益低下的國有中小型企業進行了堅決的關停并轉。1960年，境內國有企業共149個，1961年為85個，到1962年底，精減為71個；二是嚴格執行中央《農業六十條》關于“公社和生產隊一般不辦企業，已辦的企業，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的應一律停辦”的規定，對社隊企業進行了大幅度整頓，社隊企業由1960年1090個減少至1962年的95個。至1965年，5縣社隊企業僅剩15個。社隊工業總產值由1960年的5468萬元降到1962年的1820萬元，至1965年降為1507萬元；三是大力壓縮基本建設投資，精簡職工和壓縮城鎮人口。5縣基本建設投資額在1961年大幅度壓縮的基礎上，1962年比1961年再減909萬元，為1657萬元，減幅為64.5%。1963年減至1587萬元，至1965年減為1512萬元；四是在壓縮投資和項目的同時，集中人力、財力、物力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重點充實與農業、輕工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基礎行業。1962年3月，各縣根據中共中央《工業七十條》精神，發出對當前工業生產與交通運輸工作的指示，要求：第一，必須嚴格按照國家計劃安排生產；第二，必須保證輕工業與手工業產品等重點產品的生產；第三，嚴格財務管理，提高資金利用率。由于目標明確，措施得力，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工作很快收到了明顯效果。1962年5縣工業總產值完成1.6億元，比1961年下降20%，其中生產資料產品的產值下降較多，生活資料產品的產值基本持平。在生產資料產品中，鋼鐵、機械加工、水泥等下降幅度最大，而化肥、農機具、日用品及煤的產量有所上升。積累率從1960年的49%降至1961年的25%，1962年進一步降低到8%。這說明，經濟初步出現了協調發展的局面。農、輕、重之間的各種比例逐步達到綜合平衡，趨于合理。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60年的55.8%提高到1962年的68.7%，工業產值的比重則由44.2%下降到31.3%，其中重工業所占的比重從32.5%下降到20.2%，輕工業僅下降0.6個百分點。1965年，農、輕、重的比例關系調整為60.2：22.1：17.7。1962年晉城縣委在向地委的報告中說：“總起看來，經過一年多來的大精簡、大調整、大改組，使工業交通企業的生產逐漸和整個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相適應，為今后進一步整頓企業，提高生產創造了條件”。

　　隨著基本建設戰線的縮短，作為貫徹執行“八字方針”的重要措施之一，各縣大力進行了精簡企業職工和壓縮城鎮人口。

　　在“大躍進”年代，隨著基本建設戰線的拉長和全民大辦鋼鐵運動的開展，大批農業人口涌入城市。1957年，5縣非農業人口為7.1萬多人，占總人口的5.9%；1958年增加至10.3萬人，比重上升到8.1%；1959年達到13.3萬人，所占比重達到10.3%。1958年5縣職工人數由1957年的 2.05 萬人增至 2.6 萬人，一年增加了5500人。而從1958年到1960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分別為54.24萬人、50.09萬人、50.02萬人，連續3年出現下降，其中農村勞力減少較快，分別為45.10、41.77、41.52萬人，分別比1957年減少 2.63、5.96、6.21萬人。在農業生產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城鎮人口過多，職工人數增加過快，不但加重了農村的負擔，而且加劇了城市供應的緊張狀況，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農村勞動力的急劇減少，更加不利于恢復農業生產。因此在縮短工業基本建設戰線的同時，精簡企業職工和壓縮城鎮人口就成為當務之急。

　　從1960年5月開始，晉城各縣按照全省的統一部署，首先縮短了占用農村勞力過多的基本建設戰線，停辦了一些縣、社一級的水利、鐵路網、鋼鐵等企事業，精簡了一些管理機構。到10月，約有10多萬農村勞動力返鄉。這種解決農村勞動力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與肯定，要求各級黨委“參考山西的經驗……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擠出一切可能擠出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迅速改變當前農業缺乏勞動力的嚴重狀況”。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正式制定了《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全國從1961年下半年起，在3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使城鎮人口的數量降低至1957年的水平。依此，山西省委成立精簡領導小組，制定了《山西省精簡機構、人員實施方案》，決定全省精簡非農業人口50萬到60萬。晉城5縣的精減指標為2.5萬至3萬人。為了完成精減任務，各縣成立精簡領導小組，各行各業都制定了精簡計劃，對城鎮人口進行了認真的調查核實，各級黨組織深入群眾，作耐心細致的思想動員工作，并幫助返鄉職工和家屬解決實際困難。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后，各地的精簡力度進一步加大。4月至5月，縣委率先垂范，撤銷書記處，恢復書記、副書記和常委制，精簡了縣委工作機構，撤銷工業部、財貿部、文教部、農工部、統戰部、紀監委等部委。6月，將精簡領導小組改成精簡委員會，各企事業單位成立精簡辦公室，本著“早定、多減、快行動、妥善安置”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抓領導干部的工作，動員他們帶頭響應黨的號召，到農村去。到1962年底，5縣約有數百名干部帶著被子、家具，攜妻帶子奔赴農村，安家落戶，同社員一道參加勞動，在群眾中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其次是積極做好被精簡人員的思想工作，說服他們體諒國家的困難，識大體，顧大局，積極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減輕國家負擔，加強農業戰線，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發展。第三，積極想方設法，解決返鄉人員的實際生活困難。規定家屬返鄉后，在職工中實行假期探親制度，在商品糧供應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組織有關部門調拔大批糧食補助返鄉人員。第四，要求農村人民公社配合有關部門安排好返鄉人員的生活，特別是在住房、飲食以及冬季取暖等問題上進行關照。第五，要求各單位認真做好善后工作，關心返鄉人員，對他們進行慰問，并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生活方面的具體困難。由于制定并實行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各縣的精簡工作都進行得比較順利。到1962年底，非農業人口降至7.9萬人，占總人口的5.9%，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農村勞動力達到51.15萬人，比1957年增加3.42萬人。1963年，隨著經濟形勢的逐漸好轉，大規模的壓縮和精簡任務基本完成。

　　從1960年秋季開始，到1962年底結束的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工作，在兩年多的時間內，5縣共減少城鎮人口3.93萬人，使農村勞動力增加了9.63萬人。在精簡的過程中，許多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響應黨的號召，帶頭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體現了顧全大局、為國分憂的奉獻精神。在領導干部和共產黨員的帶領下，大批職工和城鎮居民克服了重重困難，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為各縣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通過精簡和壓縮，從勞動力方面加強了農業戰線，有利于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大批城鎮人口回到農村，使糧食和副食品征購量顯著減少，減輕了農民負擔。對于工業本身來說，通過精簡，加強了企業管理，成本支出明顯下降，勞動生產率也有較大提高。同時，對于緩和城鄉矛盾，鞏固和加強工農聯盟，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工交、財貿戰線的整頓

　　“大躍進”年代，由于片面強調數量增長，致使基本建設失控，工業內部比例嚴重失調。1960年12月，晉城等縣就生產、生活用煤供不應求的問題向地委報告：有的單位已經斷燃，有的最多能燃5天，許多工廠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開工建設的項目過多，急劇增大了用煤需求，滯后的煤炭生產跟不上發展步伐；二是由于種種原因，交通運輸能力不足，煤炭運輸受阻。面對這種嚴峻形勢，要求加快工業調整、整頓步伐。故而在制訂1961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時，計劃增長速度明顯回落，與上年相比，工業生產計劃降低49%，生鐵降低182%，鋼材降低160%，發電量降低13.4%。

　　1961年初，各縣在大力壓縮基本建設規模，關停并轉效益低下的煤炭、冶金、建材等企業的同時，加快了日用品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步伐。2月，晉城、陽城縣成立手工業管理局，陵川、沁水縣在工業局內設手工業管理科，其職責是根據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需要，組織各種生活資料的生產，提高相關產品產量。6月1日，山西省晉城運輸公司成立，開始著手緩和緊張的交通運輸形勢。

　　1961年8、9月間，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工業七十條》，同時作出《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要求全國所有工業企業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會后，晉城各縣根據省、地委的指示，認真貫徹落實，成立工業整頓領導小組，以《工業七十條》為指針，對工業企業進行了全面整頓。第一，以整頓企業的生產秩序為重點，從1961年11月到1962年3月，開展了5個月的整頓企業的群眾運動。主要是在企業職工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通過學習傳達中央有關指示和鄧小平的重要報告，對職工進行形勢、革命傳統、工農聯盟和共產主義風格等方面的教育，以保證《工業七十條》的正確貫徹。第二，各縣制定了整頓工業企業方案，從確立“五定”、“五?！?，建立健全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入手，加強企業內部管理。所謂“五定”，就是國家對企業實行定產品方向和生產規模；定人員、機構；定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動力、工具的消耗定額和供應來源；定協作關系?！拔灞！笔瞧髽I對國家保證產品的品種、數量和質量；保證不超過工資總額；保證完成成本計劃，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證完成上繳利潤；保證主要設備的使用期限。要求通過實行“五定”、“五?！?，把企業的生產條件和義務責任相對固定下來，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實行全面的經濟核算和按勞分配，講求經濟效益，同時限制企業黨組織對生產工作過多地干預，為企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條件。第三，加強企業財務管理，建立健全財務制度，開展了清倉核資工作。采取搞試點、經驗交流、分類指導、檢查驗收等步驟，基本上克服了企業過去存在較嚴重的干部貪污、資金浪費等現象，大大降低了產品成本。1962年12月，晉城等縣向地委報告中：今年以來，經過調整、精減、清倉核資、企業整頓等一系列措施，工業交通企業在生產、經營和改進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盈利企業由去年企業總數的57%上升到70%，提高13%，虧損戶由43%下降到30%，盈利金額達600多萬元，虧損額110多萬元，盈虧相抵后，全年凈盈利490余萬元。生產秩序逐步走向正常，鋼、鐵等14種工業產品的成本較計劃指標降低。產品質量有了提高，品種有所增加。交通運輸的緊張局面得到了有效緩和。

　　在工交企業整頓的同時，對財貿工作也進行了調整。首先是調整機構設置，加強領導。1961年11月，各縣成立財貿領導小組，不再另設人委財貿黨組，其工作由縣委財貿領導小組承擔。針對當時糧、油、布、肉等市場供應緊張的局面，將國營商業與供銷社分開，增加商業網點。同時，鼓勵發展農村集貿市場，放松放寬對集體商業和個體商業的政策。1963年，又成立獨立的對外貿易公司，形成以外貿機構為主體，工農商配合的格局。到1965年，境內國營商業機構網點達到284個，從業人員3000余人；集體合作商店83個，從業人員408人；供銷社164個，職工4037人。另有無經營執照的臨時個體商販1萬余人。其次，在執行統購統銷的前提下，根據自愿互利、互相支援的精神，對一些產品實行合同定銷，放寬政策，搞活流通。1962年2月，南5縣參加了晉東南地區召開工商內部物資交流會，工商之間、縣與縣之間、縣與地區之間，在落實生產任務的前提下，主動掛購，簽訂購銷合同2435份，成交總額達4157萬元。1965年，境內國營商業零售額達到1735萬元。供銷社國內純購進完成4013萬元，比1958年增長43.6%；純銷售完成15250萬元，比1958年增長29.7%。出口商品收購總值達531萬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8887萬元，比1957年增加3583萬元，增長40.4%。再次，從1961年12月至1962年10月，各縣財貿單位普遍開展了以反對商品“走后門”為中心，檢查商品分配政策，檢查商業政策，檢查財經紀律的群眾性教育運動。通過調整，財貿秩序初步好轉，商品增多，價格回落，市場活躍，排隊購物現象大為減少，財政金融管理工作得到顯著加強。

　　在對工交、財貿戰線整頓過程中，晉城等縣根據“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和“全黨動手，大辦農業”的指導思想，把重點放在動員各行各業，尤其是工業對農業進行大力支援上。

　　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60年，5縣糧食總產量大幅度下降，減至3.02億公斤，倒退到10年前的水平，其它農作物和經濟作物也持續減產。面對農業生產遇到的問題，各行各業，特別是工業企業積極響應縣委的號召，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對農業進行了大力支援。1960年至1962年，工業對農業的支援主要是幫助農業戰勝困難，恢復生產。首先，工業系統的各個廠礦紛紛抽調干部、職工到農業一線參加勞動，同農民一道共同抗擊自然災害；其次，各工礦企業黨組織認真學習黨的各項方針、政策，顧全大局，切實提高支援農業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制訂了各方面的支農計劃，從產品的生產到銷售向農業傾斜。許多企業在自身困難的情況下，千方百計組織資金大量生產農業器具，如晉城農機廠生產出大量收割機、脫粒機及各種排灌機械，支援到農村；再次，號召職工和家屬充分利用工廠內外的閑地，種糧種菜，養豬養雞，爭取做到自給自足，盡量減輕農業負擔。工業大力支援農業，促進了農業的恢復。1961年，糧食總產量為3.26億公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棉花、油料、蠶繭、蔬菜等也較1960年有所上升，農業生產連續下滑的局面開始扭轉。

　　1962年，晉城全境再次發生建國以來罕見的自然災害。晉東南地委向省委報告：“去冬無雪，今春少雨，小麥因旱成災，秋苗出土不全，缺苗嚴重。二萬畝因旱不能下種，四月小麥受凍，五月大風成災，六月中旬又連遭雹、洪襲擊。雹災面積之大、范圍之廣、次數之多、損失之重，為本區十幾年來所罕見。雹厚尺余，隔日不化，打得樹無葉、地無苗、麥不收、地淤埋，社員悲觀失望，干部痛哭流涕”。面對農業嚴重的困難，從1962年下半年開始，晉城各縣根據中央、省、地委的指示，加大了工業支援農業的力度。首先，發出“關于工業企業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通知”，要求堅決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按照支援農業、支援人民公社集體第一位的原則，安排工業部門的工作。為便于組織協調，地委研究決定將分布在各縣的專營以上廠礦企業黨組織，下放到各縣，以縣委為主，實行地、縣委雙重領導。這期間工業對農業的支援，主要圍繞“農業的技術改革”這一根本任務，開展技術支農。成立小農具修造、排灌機械修配指揮部，加強對支農產品、器械的統一生產調拔。將晉城二機廠收歸地區農業機械部直接領導，指定為晉東南南部的農機專修廠。1962年至1965年，雖然基本建設投資逐年減少，但用于農業及工業支援農業方面的投資卻相對穩定。1963年，5縣全部實現通電，農村用電總量75萬千瓦時，1964年達到279萬千瓦時，1965年達到347萬千瓦時，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962年的10342千瓦上升到1965年的14458千瓦。農藥產品、化肥的產量也進一步增長，比1949年提高20多倍。同時，許多企業還組織技術工人下鄉為農民傳授各種農用機械、農藥的使用技術，隨時解決農業生產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針對山區面積廣的特點，一些企業還設計生產出一批適合山區耕作的農具。如晉東南專署手工業管理局抽出2名干部、9名工人，組成一個支援農業流動服務隊，攜帶碾米機、磨面機、鋤草機，走街串鄉，為農民加工服務。1964年1月，在地委召開的工業支援農業會上，對這一做法進行了肯定和推廣，很快，全區發展各種流動隊52個，建立固定服務點116個，服務內容擴大到小麥脫粒、打井、機器修理等多種。在工業的積極支援下，農業技術改革取得顯著成效，農業機械化、水利化、電氣化程度明顯提高。1965年，5縣農村共有拖拉機37臺，機引農具66臺，中小型水庫74座，庫容量21546萬立方米，灌溉面積發展到近30萬畝，農業生產條件大大改善。

　　在工業對農業進行大力支援的同時，財貿、文化、教育、衛生、科技等各行各業都對農業進行了大力支援。財貿戰線廣大干部職工，響應黨委號召，把支援農業生產，支援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放在第一位，一方面努力完成農副產品收購任務，另一方面積極想辦法購進大量農村急需的工業品，努力滿足農業正常生產和農民群眾生活的需要。在文化工作方面，廣大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深入農村，深入基層，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同時積極引導農村開展群眾性的業余文化活動，活躍了農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眾斗志。教育方面，1960年10月，5縣教育系統參加了地委召開的中學以上學校支援農業現場會，要求各級各類學校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在兼營農業，開辦農場的同時，大力支援農業。進一步辦好農業中學，1962年5縣農業中學和農業班達到數十所，在校學生3000余人，為農村培養了大批生產隊長、生產技術員、拖拉機手、電工、教師、會計、統計員、衛生員等各類專門人才。當時，晉城的白水農業中學曾被譽為全晉東南平川地區農業中學的榜樣。此外，教育部門還組織干部下鄉，利用冬閑舉辦冬學，開展掃盲活動，引導農民學文化、學技術、學科學，提高了農民的科學文化知識水平。廣大農業科學技術工作者更是深入農村，住在農戶，吃在田頭，對土壤、肥料、水質、種子等進行了檢測和研究，培育優良品種，并且在防治農作物病蟲害和防治家畜、家禽疾病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編寫了一批農業科學技術方面的通俗讀物，向廣大農民傳授了實用的科學技術。在醫療衛生戰線，廣大醫務工作者積極送醫送藥下鄉，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

　　各行各業尤其是工業對農業的大力支援，為農業注入了新活力，使“大躍進”以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得到及時的調整，促進了晉城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

　　四、科教文衛戰線的調整和甄別平反工作的開展

　?。ㄒ唬┛茖W、教育、文化戰線的調整

　　20世紀60年代初，在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的同時，中共中央先后頒布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和《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對科研、教育、文藝等領域提出了調整的意見和要求。晉城等縣根據這些意見和條例，從1961年開始，對科研單位、學校、文藝團體、醫療衛生機構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調整。

　　1961年6月，晉東南專署將體委與教育局、文化與廣播局合并，成立體委教育局、文化廣播局，并讓科協與科委合署辦公。6月20日，地委組成以書記處書記郭樹森為組長的文教系統精減領導小組。以后，各縣根據專署的機構設置，撤并和建立起相應的機構，相繼召開科、教、文、衛系統干部職工會議，制訂出各系統調整方案。

　　教育系統：貫徹學校以教學為主，學生以學習為主的方針，重點調整普通中小學設置和布局，壓縮學校規模和非教學職工。對職業中學或各類技工學校全部停辦或改為訓練班。同時，大力發展農業中學或農業班，提倡開展各種業余教育。到1962年底，5縣共有普通中學52所，小學3309所，在校學生24.5萬人，與1960年相比，中學減少11所，小學增加295所，在校學生減少2.3萬人。共有教職工9761人，比1961年減少864人。

　　文化廣電系統：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基層，深入農村，深入一線，創作出更多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1962年，各縣將絕大多數文藝表演團體轉為集體所有制，自負盈虧。同時，撤銷各縣的廣播電臺，文化廣電系統共精減職工446人。

　　衛生系統：將農村人民公社醫院中由國家發給工資的醫務人員改為不占國家編制、不領國家工資的職工，國家只發給定額補助。由集體所有制轉為國營醫療機構的單位全部恢復集體所有制性質。1962年，衛生系統職工由1959年的9239人減至 8690人。

　　科研系統：按照出成果、出人才、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任務進行科技攻關，建立試驗田、種子田等各種基地，實行科研與基地相結合。同時，提倡科技人員長期下鄉，在勞動中發明創造。此外，體育系統也進行了調整，減少職工330余人。

　　通過調整，科教文衛戰線的人員雖然減少，但工作質量卻得到明顯提高。衛生部門的醫療機構精簡、壓縮了一部分業務水平較低、工作不能勝任的人員，空出的名額以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以及質量較高的醫務人員充任。教育部門通過調整，一是建立了以教育為主的正常的教學秩序，保證教師每周有5/6的時間用于教學；二是加強了對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穩定了師生情緒，整頓了校風校紀，加強了學校管理；三是建立健全了教學工作的規章制度，保證教師的教學工作、學生的成績考核有章可循；四是加強了后勤保障，充實了教學設備，搞好了師生生活。通過調整，教學質量顯著提高。

　　由于科研、教育、文藝領域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調整的中心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晉城等縣在對科學、教育、文化、衛生戰線進行調整時，嚴格遵循黨對知識分子“政治關懷，工作勉勵，生活照顧”的方針，認真按照周恩來總理1962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以及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衛恒代表省委在全省知識分子座談會上所作的《目前形勢和貫徹執行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的要求，多方面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在政治上，縣委多次公開檢討過去幾年對知識分子在團結、教育、改造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誠懇地向廣大知識分子做了自我批評。采取措施，積極地為在歷次運動中受過錯誤處理的知識分子平反，對被戴上“白?！被颉鞍灼臁泵弊拥闹R分子實行“政治退賠”。在工作上，鼓勵知識分子“向前看”，去掉隔閡，加強團結，鉆研業務，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克服工作中的缺點，牢牢掌握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多給知識分子以熱情鼓勵，委以重任，幫助他們搞好工作。在生活上，縣委一方面鼓勵知識分子努力克服困難，艱苦奮斗，另一方面積極創造條件，在工資待遇、醫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等方面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照顧。

　　對科學、教育、文化、衛生戰線的調整，以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各界的工作熱情。廣大知識分子心情舒暢，刻苦鉆研，努力工作，積極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獻計獻策，在各條戰線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ǘ槭苠e誤批判的干部、群眾甄別平反

　　從1957年到1961年初，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晉高陽陵沁在肅反、反右、“拔白旗”、“反右傾”，以及糾正“五風”的整風整社運動中，多次發生了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混淆思想與政治問題界限的錯誤，對不少干部和群眾進行了不應有的批判和處理，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1960年，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前后，晉東南地委和各縣縣委已意識到，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及歷次運動中對許多干部、群眾的錯誤批判和處理，嚴重挫傷了干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給各項工作造成了巨大損失。從9月下旬開始，成立“處理右派分子”工作小組，根據中央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為部分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到1960年底，全區共為405名右派摘掉帽子，占右派分子總數的35%。

　　1961年初，在貫徹“八字方針”，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各縣縣委開始認真調整政治關系。3月，成立縣委審干小組，結合整風整社，開展干部審查工作，旨在加強對公社和廠礦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論文化教育。沁水縣委為開展好這項工作，創造了在人民公社和較大廠礦中設置專職理論教員和文化干事的經驗，受到地委的肯定和推廣。與此同時，由于“左”傾思想影響的存在，各地在為受錯誤處理和批判的干部群眾甄別平反時，仍存在著不太徹底的問題。如2月6日，地委就受錯誤處理的干部平反問題曾向省委請示，稱“全區共有回避國家補貼制干部107人，不脫產干部3173人，不少地方產生了亂調、亂用、亂換班的錯誤做法。地委意見，原則上應一律調回原籍工作”（注：回避干部，即在整風中被定為右傾錯誤的干部）。

　　196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確要求對過去幾年中受過錯誤批判和處分的干部、黨員要平反。8月18日，晉東南地委成立由書記處書記劉文山為組長的甄別案件領導小組。隨后，晉城等縣也相繼成立甄別案件領導小組，全面鋪開為在歷次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干部進行甄別平反工作。截止12月底，5縣共為2770名干部和黨員進行了甄別，約占應甄別人數的16.4%。

　　1962年初，各縣在傳達貫徹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的過程中，縣委主要領導代表縣委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所犯錯誤作了深刻檢討，公開向歷次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的干部和群眾道歉，并表示要采取措施，加快甄別平反進度。4月，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的《中共中央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下達后，各縣進一步加快了甄別平反工作的步伐?？h委主要領導還親自到一些部門和企業、社、隊參加了平反工作會議，當面向受過委屈的干部、群眾做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體現了黨組織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態度。在地、縣委的正確領導下，到1962年7月底，5縣共甄別16100余人，占甄別對象的96%。甄別結果，維持原批判處分的占42.2%，改正原結論給予平反的占57.8%。9月以后，山西省委對各縣甄別平反工作進行了一次大檢查，又慎重地解決了一些遺留問題。到11月底，此項工作基本結束。此外，還為282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占劃右派分子總數的36.6%。

　　對受錯誤批判、處分的干部和群眾甄別平反，堅持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廣大干部、群眾明確了是非界限，密切了黨群關系，黨內外民主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中共晉城市委黨史研究室

（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