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各項改革的深入繼續

一、貫徹黨的十三大精神，開展生產力標準大討論

（一）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三大精神

晉城市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誕生的新型城市。市管縣體制本身就是改革的產物，因而，晉城市委、市政府組建伊始，就把改革作為一切工作的重心，堅持以改革總攬全局。1986年8月，市委作出《關于旗幟鮮明地支持改革、保護改革，做改革者堅強后盾的決定》，要求各級黨組織，要不斷加深對改革的理解和認識，堅定不移地把改革放在首位；要認真貫徹“三十五條”、“十三條”，簡政放權、大力推行廠長負責制；要旗幟鮮明地支持勇于改革的廠長，滿腔熱情地關心為企業奔波的購銷人員；要理解體諒改革者的苦衷，真誠地做改革者堅強后盾和知心朋友；要正確處理黨風與改革的關系，全面正確地對待和保護改革；要努力造就崇尚改革的社會風氣，積極培養樹立改革典型；要緊緊圍繞農村改革，認真搞好鄉鎮整黨。1987年4月，市委、市政府制定出《關于1987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兑庖姟芬螅阂皇沁M一步完善市管縣體制，構建城鄉一體化經濟格局；二是以搞活流通、融通為突破口，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三是圍繞搞活企業，深化企業內部經營機制改革；四是緊密配合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五是加強和改善宏觀管理，逐步建立以間接控制為主的經濟調節體系；六是加強對體制改革工作的領導。為了加快改革步伐，1987年9月下旬，市委書記崔光祖、市長薛榮哲分別帶領一批干部到河南安陽市、濮陽市和山西的雁北地區、大同市參觀學習當地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經驗。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月，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系統地闡述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和鄧小平思想，提出了三步走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作為全黨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11月13日，中共晉城市委召開全市縣處級以上干部會議，部署學習貫徹黨的十三大精神。市委書記崔光祖在代表市委作的重要講話中，要求各級黨組織要把學習貫徹十三大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密切聯系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實際，深入開展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教育。在教育中要搞好三個結合：在農村，要把學習貫徹十三大精神同農村第二步改革和今冬明春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相結合；在工礦企業，要把學習同搞好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和企業內部的經濟責任制相結合；在市直、縣（區）直機關，要把學習同機構精簡、權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1988年1月5日，市委召開常委會議，制定出市委《1988年工作安排意見》，確定1988年全市工作總的指導思想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三大精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以改革總攬全局，進一步穩定和發展經濟，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開展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推進各項建設和工作。為了進一步引深十三大精神的學習貫徹，市委從1月初開始，在市委黨校舉辦十三大精神輪訓班，對全市縣處級干部進行集中培訓。在培訓班上，市委、市政府領導任清海、成葆德、程延齡、趙國發等同受訓干部進行了直接的對話和交流，并解答了學員們提出的問題。

（二）開展生產力標準大討論

1988年6月8日，晉城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一次生產力標準大討論。會議要求全市干部進一步解放思想，在領導帶領下，用一個月時間搞一次大規模的經濟調查活動，以便吃準吃透情況，提出全市今后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6月14日，市委召開工作會議，研究落實常委會決定。新任的市委書記王耕溪，在會上就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全市經濟發展步伐講了話，要求各級領導和經濟界人士要深入下去搞好專題調查，寫出高質量調查報告，集思廣益，做出正確的決策。22日，市委發出《關于開展生產力標準大討論的意見》，要求全市各級黨組織，把開展生產力標準大討論當作貫徹宣傳黨的十三大精神的重要政治任務來完成。深入基層，結合本地區、本部門實際開展討論，通過充分討論，研究制定出發展生產力的新措施。生產力標準大討論要堅持理論同實踐相結合，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工作，搞好本地本部門的生產和生活?！兑庖姟芬蟾骷壖訌婎I導，認真組織好大討論，將討論情況用書面形式及時向上級黨組織匯報?！兑庖姟钒l出后，全市上下迅速掀起了學習討論的高潮。7月30日，市委召集6縣（區）和市直各部委局主要領導，匯報生產力標準討論的情況。市委書記王耕溪在聽取匯報后講了四點具體意見：第一，要始終抓好各級領導班子的學習和討論。第二，要緊密聯系各地區、各部門的實際，著重解決問題，防止走過場。第三，要實行分類指導，討論不搞一刀切，方式要靈活多樣、豐富多采、生動活潑。第四，討論的目的主要是“六看”：看是否找到了本部門、本單位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因素；看是否制定出了符合當地實際，切實可行的經濟發展戰略措施；看是否破除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框框；看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是否調動起來了，精神面貌是否有了明顯的變化；看黨政部門的職能是否有了明顯轉變；看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經濟效益是否有了提高。

在學習貫徹十三大精神、開展生產力標準大討論的過程中，晉城市委、市政府為了防止討論流于形式、走過場，于1988年6月22日聯合發出了《關于動員全市人民為振興晉城經濟獻計獻策的通知》。要求凡是對全市經濟發展有益的各種建議，包括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資源的開發和轉化，新技術的運用，新產品的開發，新企業的創建，新市場的開辟，新經濟技術協作關系的建立，優質品牌產品的打造，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以及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的引進等各個方面，無論是關系到全市大局的宏觀建議，還是只涉及到一個企業、一個鄉、一個縣的微觀建議，無論是政策性的建議，還是技術性的建議，無論是可以付諸實施的方案，還是尚未考慮成熟的想法和信息，無論是建設性的建議，還是批評性的建議，都要無所顧慮、無所保留地提出。所有被采納的建議，要根據其產生的經濟效益的大小，對實際工作指導作用的大小，經過民主評審，擇優給予相應的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產生重大經濟效益的，要給予重獎和記功表彰，并按工作實績記入個人檔案，作為任用、提拔、職稱評定等的重要依據。

9月初，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到晉城視察工作，對晉城市委結合學習貫徹十三大精神，組織生產力標準大討論，積極探索經濟工作的路子給予了充分肯定。9月18日，市委宣傳部、市委講師團同各縣（區）委宣傳部、黨校、各大廠礦、市直各單位的有關領導及專業理論工作者，聯合就生產力標準理論和改革展開研討，總結交流全市干部學習十三大報告和開展生產力標準大討論的情況和經驗。普遍認為，全市生產力標準討論取得初步成效，既促進了干部群眾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深化了對市情、縣情、區情的認識，又找到了晉城同先進地區存在的差距，為進一步推動全市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二、農村改革向縱深推進

（一）取消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

1978年至1984年，農村改革主要在農村內部進行，改革主要是解決農民和集體的關系，也就是農民和人民公社制度的關系，改革的突破點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1985年開始，農村改革開始向縱深推進，主要是取消實行30多年的農副產品統購派購制，逐步建立完善雙層經營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擴大農產品市場，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聯合，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推動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這期間農村改革由農業領域向周邊領域延伸，主要是解決農民與國家的關系問題，重點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農村商品經濟。

198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的文件，指出農產品統購派購影響著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規定從當年起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而是按照不同的情況，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2月，山西省政府出臺《調整農村糧油購銷政策和價格的方案》，決定從4月1日起，取消糧食、棉花統購，改為合同定購。晉城市委、市政府認真執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糧油購銷政策，實行逐級下達定購數量，如糧食部門在播種前要與農民協商，簽訂定購合同。合同形式可有多種，包括以戶定購，以村定購，或聯產定購，還可以跨界定購。合同由縣、鄉人民政府監督實施。所定購的糧食和棉花，統一按“倒三七”比例計價（即三成按原統購價，七成按原超購價）收購，農民在完成定購任務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自由上市出售。如果市場價低于原統購價，國家仍按原統購價敞開收購，以保護農民的利益。食用油脂油料的收購，按“正四六”計價（即六成按原統購價，四成按原超購價）。與此同時，全市還進一步放開生豬、鮮蛋、水產品、蔬菜等其它農產品價格，逐步取消派購，自由上市，自由交易，按質議價，隨行就市。至此，除少數農產品外，長達30余年的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退出了歷史舞臺。

1986年1月，市政府下達1986年至1988年“一定三年”的糧油合同定購任務，全市每年糧食定購總計為7825萬公斤，其中小麥2000萬公斤、玉米4125萬公斤、高梁600萬公斤、小米950萬公斤、大豆150萬公斤、食用油22.5萬公斤。為了鼓勵農民種糧積極性，晉城市委、市政府不斷鞏固和完善合同定購制度，對合同定購糧食實行了優惠政策，即對簽訂合同的農戶和農業生產單位，實行獎售平價化肥、柴油和預付定金的“三掛購”政策，對棉花、油料和其它農副產品，也采取了相應搞活的措施。

取消統派購制度后，全市農產品交易不再受原來經營分工的限制，而是實行國家、集體、農戶個體多渠道直接流通的體制，允許集體、有證個體商販和農戶進行長、短途販運。農產品經營、加工、消費單位都可以直接與農民簽訂收購合同，農民也可以直接向有關單位協商簽訂銷售合同。國營商業開始組建批發市場、貿易中心?；鶎庸╀N社打破原有的分工界限，逐步引入多層次、多形式、多內容的產銷合同制和農商聯營制。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多年實行的統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納入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傳統農業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方向發展。

（二）建立完善雙層經營體制

隨著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取消和購銷價格的放開，農民開始有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加之政策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農民靠勞動先富起來，都極大地提高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家庭經營規模較小的弊端日益顯露，許多專門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達不到規模效益，公共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無形中有所放松，投資有所減少，原有的水利設施得不到有效的維修、保護和利用，其抗旱服務功能下降。1984年全市糧食產量達到6.7億公斤，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后，又出現了“賣糧難”現象，種糧收入低于種植經濟作物，更低于搞工副業，結果影響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他們不愿意增加投入和精耕細作。同時社會上出現了某種盲目樂觀的情緒，認為糧食問題已基本解決。所有這些導致了1985年至1988年連續4年全市糧食生產下滑。如何盡快地完善雙層經營體制，切實把加強農業放在突出位置，就成為當務之急。所謂雙層，即農戶承包經營為一層，集體統一經營為一層，農民承包土地，集體統一提供服務，如統一澆水、機耕、治蟲、購置化肥和農藥及統一組織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農戶想辦而辦不到的事，由集體統一來操辦。這種體制，適應現階段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能使集體的優越性和個人的積極性同時得到充分發揮。

對此，市委、市政府狠抓了雙層經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1985年，全市各種專業戶發展到1.73萬戶，建立起鄉村兩級經濟組織和服務實體1718個，它們在積極地開展經營性活動和開發性生產的同時，努力為農戶提供盡可能全面的、系統的服務。但與日益增長的需要相比，全市農村生產服務水平仍然比較低，為此，市委1986年2月以1號文件發出《關于引深改革穩步協調發展農村經濟的意見》，從6個方面提出了進一步深化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改革，建設鄉村生產服務體系的要求：一是堅定不移地把發展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作為長期的戰略方針；二是從宏觀上協調處理好三個產業的關系，實現農業集約化和農村工業化同步發展；三是全面發揮雙層經營效能，鞏固完善承包制，健全發展合作制；四是把技術改造、集約化經營作為實現農業第二次飛躍的主攻方向；五是把以工補農作為促進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的重要杠桿；六是實施配套改革，理順流通關系，加強社會化服務。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貫徹市委的這一規定，有的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發展第二、第三產業，以工補農，促進農、林、牧各業全面發展；有的發揮煤炭和其它生產資源的優勢，大抓煤炭開采和礦產品加工轉化增值；有的充分利用地上資源，堅持種植、養殖、加工一起抓，發展系列化生產。1987年12月，晉城市政府為了引深雙層經營，及時組織有關專家和涉農部門就全市農業規模經營進行現場研討，提出了完善雙層經營的4項措施：第一，抓好鄉村兩級合作經濟組織和服務組織的建立健全；第二，發揮合作經濟組織管理協調、生產服務、資產積累三大職能；第三，建立勞動積累、地力升獎降罰和建農基金三大制度；第四，抓好鄉村干部的目標管理和培訓工作。1988年11月，市政府又召開全市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會議，提出全市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一帶三化”，即：以農業技術先進化帶動經營集約化、生產規?；?、經濟商品化。并著重強調：要重新認識農業的戰略地位，牢固樹立農業、工業兩輪啟動，并駕齊驅，同步發展的指導思想；要進一步鞏固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合作制，全面搞好雙層經營，充分發揮農村基層經濟組織的集體優勢；要實施科技興農戰略，大力推進農業技術改造；要增加農業投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要動員全社會力量為農業提供優質服務，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把各項農業生產任務落到實處。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引導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到1991年底，全市農村普遍建立起縣、鄉、村三級服務網，涌現出不同類型的合作經濟組織2143個，組織各種農民專業協會799個。這些組織，按其職能，大體上分為兩種：一種是地區性合作經濟組織。這種合作經濟組織是在家庭承包基礎上發揮統一經營的職能，管理集體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鼓勵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管理集體財產，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開辟新的經營門路，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找出路；平衡各業勞動者收入，穩定和發展農業，支持農村工業、服務業；落實國家政策、計劃和合同定購，對水電、農機、農田基本建設和抗災防病等統一協調；組織種植、養殖、加工綜合經營體系，促進農、工、商協調發展，使農村產業結構合理化；提供信息、技術、資金服務，興辦公益事業等。另一種是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這種組織是農民為適應農村商品生產發展的需要，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自愿結合發展起來的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在接受國家計劃指導和行政管理的前提下，自愿互利，民主管理，共負盈虧，積累共有，按勞分配。這些服務組織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活躍在農村的各個生產和流通環節，為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經營提供了便利，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

（三）“明星鄉鎮”戰略的實施

晉城市成立后，市委、市政府把發展鄉鎮企業作為振興農村經濟的重中之重，認真貫徹中央“積極扶持，合理規劃，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指導方針，堅決執行省委、省政府《關于加速發展鄉鎮企業的決定》，明確提出了“積極開發資源，堅持對外開放，認真搞好改革，加強技術改造”的指導思想。1985年9月，晉城市鄉鎮局成立。10月，全省鄉鎮企業工作會議在高平縣召開，總結交流近幾年鄉鎮企業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研究新形勢下鄉鎮企業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部署今后的工作和任務。會議之后，全市的鄉鎮企業進入了一個超常規飛躍式發展階段，成為晉城“歷史上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年”。到1985年底，全市鄉鎮企業發展到27721個，比上年增加41%；從業人員252760人，比上年增加36.5%，經營企業從業人員占到農村勞力總數的41%；鄉鎮企業總產值首次突破10億元大關，達到102369萬元，比上年增長49.9%，占全市工農業總產值的55.2%，名列全省第一，成為山西省第一個實現鄉鎮企業總產值10億元的地市；總收入完成81365萬元，比上年增長74.7%，占全市農村經濟總收入的63%；實現純利潤17985萬元，上繳國家稅金5407萬元，占全市財政收入的49.15%。

應當指出，晉城鄉鎮企業在大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許多不可忽視的問題，如產業結構過于單一化，絕大多數鄉鎮企業以煤炭和硫鐵礦開采為主；產品結構過于初級化，多為“黑、大、粗”，缺少“高、精、尖”；技術結構低級化，平均250個企業才有一名中專生，基本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產品質量低，優質產品產值率僅占總產值的0.2%左右；各縣區發展很不平衡，鄉鎮企業大多集中在條件較好的少數地方，僅有8個鄉（辦）75個行政村的城區鄉鎮企業總產值近1億元，而轄有21個鄉鎮的沁水縣鄉鎮企業總產值僅為3660萬元，全市還有20多個鄉鎮和250個行政村沒有鄉村集體企業；企業分散經營，形不成規模，1985年，產值在50萬元以上的鄉鎮企業只有266個，還不到鄉鎮企業總數的1%。年產值100萬元以上的企業更是寥寥無幾；加上政企不分，絕大多數企業由鄉鎮政府或村民委員會直接管理，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個別基層組織急功近利，缺乏長遠打算，以“殺雞取蛋”式的亂攤派、亂收費，削弱了鄉鎮企業發展的后勁。

針對上述問題，1986年2月，晉城市委作出《關于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的決定》：第一，整頓鞏固現有企業，提高生產能力，擴大內涵性生產；第二，改革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經營承包責任制；第三，多渠道聚集資金，加大投入和提高資金利用率；第四，引進人才，開發技術，用科學技術武裝鄉鎮企業；第五，建立一個和鄉鎮企業發展相適應的流通服務體系；第六，加強對鄉鎮企業的領導。為了落實市委、市政府的決定，從7月起，全市鄉鎮企業系統就影響和阻礙鄉鎮企業健康發展的問題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調查研究。8月13日至14日，市委、市政府將各縣（區）委書記、縣（區）長召集在一起，圍繞鄉鎮企業發展專門聽取各縣（區）的工作匯報，要求各縣（區）一、二把手要實實在在地深入到鄉鎮企業中去，具體解決問題，認真把今年后5個月的生產抓上去。并要求鄉鎮企業要根據當地優勢，確定拳頭產品，擴大銷售隊伍，研究開發新產品，發展橫向聯系，搞好行業管理，安排好自己的生產。市委同時向市直處級單位發出聯系鄉鎮提供服務的緊急通知，要求市直處級單位的領導干部都要聯系一個鄉鎮，為鄉鎮企業提供指導和服務，其任務一是把計劃指標分解到每個鄉鎮企業，幫助其改善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二是組織推銷隊伍，搞好營銷活動；三是協助各鄉鎮抓好統計工作；四是調查研究，宣傳政策，為鄉鎮企業的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五是抓好技改和企業管理的宏觀指導工作。強調聯系鄉鎮的干部務于8月底以前到達所包鄉鎮，處級單位領導每月都要抽一定時間深入點上辦實事，并按時將下鄉次數、天數、辦實事情況以及效果寫成書面材料報市委、市政府。同年9月8日，全市鄉鎮企業改革工作會議召開，對完善企業承包經營，執行利潤分配制度等作了具體安排。10月21日，針對全市鄉鎮企業銷售工作進行專門研究，制定了搞活銷售政策，調動銷售人員工作積極性，擴大銷售規模等具體辦法措施。

從1987年起，根據晉城市中心城市環境容量小，承載能力低，大工業基礎差，綜合實力單薄，龍頭帶動能力和中心輻射能力弱等市情，市委、市政府決定把小城鎮和明星鄉鎮的建設作為市帶縣的一項戰略性措施來抓。3月5日，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在全市建設明星鄉鎮的若干規定（試行）》，制定了明星鄉鎮的8條標準，3項審批程序和10條優惠政策，明確提出了“上質量，上水平，上規模，上效益，創建明星鄉鎮，帶動經濟起飛”的思路。要求在鄉鎮企業內部，堅持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大力推廣責任制、股份制，廣泛采取經濟指標遞增包干、基數包干、超額分成、定額包干等形式，大力推行集體承包和廠長負責制，同時通過滾動承包、全員抵押承包和租賃經營等辦法，千方百計調動企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1987年，郊區的大陽、高都、下村、東溝、巴公、南村，陽城的城關、北留、潤城，高平的城關等10個鄉鎮經過驗收跨入“明星鄉鎮”行列。11月4日至5日，薛榮哲市長召集10個“明星鄉鎮”的鄉鎮長進行座談，商討“明星鄉鎮”的發展戰略，指出選準行業、合理布局、雙向開發、引進科技、橫向聯合等是明顯鄉鎮今后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

1988年6月至12月，市委、市政府組織市直有關單位和部分鄉鎮企業負責人，分兩批由市委副書記紀友偉和田霍卿帶隊，到深圳蛇口工業區參加外向型經濟管理知識培訓。11月，市政府轉發了市經委、市鄉鎮局等部門制定的《關于進一步放寬政策搞活鄉鎮企業的若干規定》，提出了鄉鎮企業要“注重效益，提高質量，協調發展，穩定增長”的發展方針，明確了千家萬戶辦企業的發展思想，規范了稅收、融資、物價、人才、購銷、管理、安全、環保等10個方面深化改革的政策。這一年，郊區鄉鎮企業總產值達到53757萬元，跨入全國5億元縣行列。城區北石店鄉進入明星鄉鎮行列。城區西關村實現總產值6500萬元，人均收入2100元，被譽為“太行山上一枝花”。在農民企業家表彰命名活動中，全市有7位廠長（經理）被授予省級“優秀農民企業家”和“農民企業家”稱號，22位廠長（經理）被授予市級“優秀農民企業家”和“農民企業家”稱號。10月初，在山西省政府召開的全省鄉鎮企業會議上，晉城市郊區、陽城縣、高平縣、晉城市城區、陵川縣及郊區南村鎮、下村鄉、巴公鎮、高都鎮；陽城縣城關鎮、北留鎮、潤城鎮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全市受表彰縣鄉分別占到全省受表彰縣鄉的13%和35%。

1989年2月，市委市政府作出《關于表彰“興農富民”先進村的決定》，決定指出，為鼓勵先進，發揮典型引路作用，引深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授予城區曉莊村，郊區環秀村、大路村，高平劉家廟村、下玉井村、東山村，陽城柏溝村、黍地村，陵川楊村，沁水杏林村等10個村為“興農富民”先進村。同時，為了加強鄉鎮企業之間的相互交流，成立晉城市農民企業家協會，開展“三上三創”技術質量管理活動。當年還相繼出臺了《晉城市鄉鎮企業治理整頓意見》、《全市鄉鎮企業重點行業、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優先支持目錄》、《關于對高耗能產品進行轉產和停產的通知》等政策，以引導鄉鎮企業走上調整產業、產品結構的道路。由于措施得力，在大環境相對困難的條件下，全市當年鄉鎮企業避免了滑坡，總產值完成17.3億元，比上年增長20.4%。

1990年，全市鄉鎮企業貫徹執行國務院頒發的《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和農業部發布的《農民股份合作制企業暫行規定》、《鄉鎮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規定》等一系列法規，進一步深化改革，積極試行股份合作制，完善經營承包責任制，通過“企業管理年”和“創建明星企業”活動，理順管理渠道，整頓財務和利潤分配審批工作，不僅使基本建設規模得到控制，而且使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企業經濟效益逐步好轉。全年總產值完成19.2億元，總收入完成17.5億元，收入增長幅度超過產值增幅。全市6913個鄉村集體企業中，87%的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經營，涌現出7個企業集團和11個產值在500萬元以上的規模企業。高平冶化公司產值達1009萬元，為全市第一個產值超千萬元鄉鎮企業。在經濟結構調整上，基本實現了4個轉變：即由自然發展向自覺發展轉變，由單向開發向雙向開發轉變，由“小而全”的分散經營向專業化的規模效益轉變，由無序發展向有序延伸轉變?？萍歼M步工作也取得顯著成績，建市5年，共創部優產品4項，省優產品26項，省鄉鎮企業系統優質產品79項，市優產品43項，優質優秀產品產值率達到9.8%。1990年，城區西上莊鄉、鐘家莊鄉、西街辦事處、南街辦事處和高平三甲鄉跨入“明星鄉鎮”行列，使全市“明星鄉鎮”總數達16個。其中，郊區的南村、高都、巴公、下村和陽城城關、潤城等6個鄉鎮的企業總產值突破1億元，被稱為“億元鄉鎮”。同年9月，晉城市委、市政府和山西電視臺聯合舉辦了一次豐富多采的“晉城市十大明星鄉鎮農民趣味勞動技能大賽”，這套節目多次在中央電視臺和山西省電視臺播出，突出地展示了晉城農民在改革開放中的精神風貌。

1991年，全市鄉鎮企業繼1985年以后出現了第二個發展高潮。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快鄉鎮企業發展的規定》（簡稱“30條”）后，晉城市委、市政府制定了貫徹“30條”實施意見，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明星鄉鎮建設的若干優惠政策》。鄉鎮企業系統執行“抓重點，帶一般，抓兩頭，帶中間，重點縣鄉抓調整，貧困縣鄉抓發展”的指導思想，進一步完善發展機制，提高積累、投入能力，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活力。實施“地下轉地上”、“一礦辦一廠”戰略，60%以上鄉鎮煤礦辦起地面企業。尤其是貧困地區鄉鎮企業發展邁出新步伐，沁水縣抓住侯月鐵路開工建設的機遇，在鐵路沿線新上了59個企業。到1991年底，全市鄉鎮企業完成總值30.03億，較上年增長13.9%，總收入完成23億元，較上年增長31.3%，高于產值增幅17.4個百分點。

在農村改革大潮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已成為晉城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安排農村勞力的重要出路，農民收入和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完全可以這樣說，“鄉鎮企業是本市農民創造的農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奇跡”，對振興晉城經濟發揮著無比巨大的作用。鄉鎮企業為實現農村工業化，農業產業化找到了一條切實可行的出路。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全市興起了一大批小城鎮，這些城鎮成為農村農工商結合的生產基地，產品交流、金融、運輸、信息、文化活動的中心。鄉鎮企業發展的趨勢表明，農民辦工業，是逐步縮小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一環。當然，鄉鎮企業在改革和發展中也難免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盲目上馬，重復建設，亂采亂挖，忽視資源保護，加劇環境污染等等。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開始在鄉鎮企業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積極探索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三、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一）國有企業改革全面推進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這個文件的出臺，標志著我國的改革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進入全面改革的新時期。1985年3月1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山西省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又稱35條），標志著山西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新的階段。1986年初，省委、省政府又根據實施“35條”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發出了《〈山西省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的補充規定的通知》（即13條）。晉城國有企業的全面改革就是圍繞山西省委、省政府的“35條”和“13條”展開的。

1985年8月，晉城市首次工交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強調全市工交系統要以改革為重點，狠抓質量，堅決完成產值10億元，利潤4000萬的奮斗目標。為了實現市委、市政府確定的奮斗目標，全市國有企業根據“35條”及其補充規定“13條”，打響了一場改革攻堅戰。

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首先，減少指令性計劃，改變原來國有企業僅僅被動地完成指令性計劃的狀況，增強企業自我發展意識和盈利意識。其次，實行減稅讓利，擴大企業自有資金，把企業折舊資金原上繳國家的部分，全部返還給企業，增強企業實力和企業自我改造能力。第三，賦予多數企業產品自我定價權，擴大企業專項基金和自留資金的支配權。第四，擴大了企業工資、獎金和勞動力招收、使用、調配權，以及自主確定用工形式，辭退職工等權利，企業之間有權辦理在本市范圍內的調動。在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上，實行了各種工資與效益的掛鉤形式。第五，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不再分大集體、小集體，而是實行自愿組合，進退自由，產銷自主，自負盈虧，照章納稅，財務自理，職工集資，適當分紅，民主管理的經營方式。勞動工資制度由企業自行決定，可以自定招工人數和招工辦法，不受指標控制。第六，實行簡政放權，政企職責分開。各級政府部門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不再直接指揮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只行使“統籌、協調、服務、監督”職能，凡屬企業的自主權，政府部門均不得收回、截留或變相包辦。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使企業逐步擺脫了行政組織的束縛，成為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自我積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

普遍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建市初，在市工業局、高平縣、太行印刷機器廠、陽城繅絲廠、陽城臥莊煤礦、高平造紙廠等單位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試點。1986年5月30日至6月1日，全市召開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經驗交流會議，認真總結推行廠長負責制的成績和問題，并交流試點單位推行廠長負責制的經驗。會議認為，目前在更多的企業內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應當加快廠長負責制的推行步伐。同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頒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共全民所有制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以立法的形式把廠長負責制作為企業的基本制度。到1987年1月，全市預算內工業企業全部實行了廠長負責制。事實表明，實行廠長負責制，給企業帶來許多變化：一是強化了以廠長為首的生產經營管理系統，廠長具有了獨立負責處理生產經營的權力，提高了辦事效率，較好地克服了企業長期存在的無人負責、責權脫離、推諉扯皮等現象。二是改變了企業黨政不分，職責不明的狀況，使企業黨組織從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抓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三是建立健全了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其他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了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的民主權利，加強了企業的民主管理。

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推行廠長負責制雖然理順了企業的領導體制，使企業有了一定的經營自主權，但由于許多配套改革跟不上，特別是由于實行第二步利改稅，多數企業感到缺乏自我積累、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受到影響。1987年1月至4月，全市財政收入只完成計劃的不到70%，在山西省排倒數第二，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在這種形勢下，市委、市政府召開市營企業廠（礦）長任期目標論證會，提出要學習外地經驗，實行承包經營。隨后，以實現當年利潤目標為主要內容的承包制很快在市營及縣營一些企業推開。但這種承包只是解決燃眉之急的權宜之計，缺乏長遠考慮，承包的期限多數為1年，承包指標事實上也只是當年財政下達的利潤計劃，由于沒有很好地解決承包者選擇問題，一時出現了“庸人承包”和“低指標承包”等現象。1987年10月，市政府在莒山煤礦實行抵押承包試點，面向社會公開招標選擇承包者，旨在推動全市企業承包制走向成熟。這次承包試點的主要特征：一是市縣（區）兩級均成立了企業改革領導組，由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政府實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相對穩定的發包主體；二是對承包指標的確定，有了比較科學的辦法；三是公開招標，平等競爭，拓寬了選才視野；四是給予承包者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市煤炭局副局長田守智經過激烈競爭，最后成了莒山煤礦的承包者。1987年底，市委、市政府在晉城鋼鐵廠召開深化企業改革現場會，進一步完善企業承包責任制，這次會議主要解決企業對政府承包之后，內部實行層層承包，開展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包括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機構設置、勞動優化組合、民主監督、獎罰等問題。經過全市上下全力推進，到1988年底，全市預算內工業企業94.6%實行了承包經營。1989年，全民所有制商業企業全部實行了承包租賃。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后，企業的經濟效益開始明顯提高。以預算內工業企業為例，1988年和1987年相比，承包企業比未承包企業總產值增長幅度高18個百分點，銷售收入增長幅度高8個百分點，實現利稅增長幅度高40個百分點，上繳利稅凈額增長幅度高60個百分點。

推動企業勞動、人事和工資制度改革。在勞動制度方面，逐步改變國家統包就業的狀況，實行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勞動者自愿組織就業和自謀職業的三結合就業方針。把主要依靠全民所有制單位招工的單一就業方式變為全民、集體和個體的多渠道就業；把主要依靠工業部門、特別是重工業部門就業變為同時依靠第三產業擴大就業，興辦各類勞動服務公司安置待業人員。逐漸形成職工介紹、就業訓練、失業保險、生產自救四大支柱的新型勞動就業制度。在用工制度方面，過去主要實行單一的固定工制度，勞動者踏進企業大門，便端起“鐵飯碗”，有時導致企業要用的人進不來，不用的人出不去，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積壓和浪費。從1985年起，全市在新招工人中開始推行勞動合同制。1986年以后，勞動合同制普遍實行，廢除了“子女頂替”和“內招”的辦法，實行面向社會，公開招工，擇優錄用的辦法。同時，建立合同制工人養老保險和職工待業保險，對固定工制度進行改革，實行勞動組合，擇優上崗，合同化管理，促進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素質的提高。在企業人事制度方面，落實國務院有關政策和山西的“35條”、“13條”規定，市營企業廠長（經理）、黨委書記由市政府主管部門任命，而廠級行政副職由廠長提名，企業黨委任用。允許企業從外單位、外地區招聘技術、管理人員，并根據需要自行確定干部身份，還可以從工人中選拔干部。隨著承包制和租賃制的廣泛推行，企業的競爭機制進一步增強，許多企業開始采取招標、投標等辦法，擇優選擇經營者。對企業內部的中下層行政干部，也采取了靈活多樣的聘任辦法。在工資制度方面，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把職工的收入與企業的經濟效益掛鉤，擴大企業的分配自主權。全面恢復獎勵工資、計件工資和定額工資制，工人工資“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同時，搞活企業內部分配辦法，允許國營企業自行確定工資升級的時間和對象，自行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工資形式，如實行等級、崗位、結構工資，或實行計時工資加獎勵、浮動工資、浮動津貼、浮動升級等，也可實行實物銷售量、實際工作量、凈產值計酬等。

1987年，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晉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加快，主要表現在承包租賃制進一步完善，承包形式更加多樣化，有“兩保一掛”；上繳利潤遞增包干、超收分成；上繳利潤包干、超收全留等形式。同時，在沁水縣進行了稅收分流試點。一些企業開始搞股份制嘗試。1991年，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搞活大中型企業的“26條”規定，晉城市委、市政府依此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搞活國營企業的實施辦法》，要求各部門確實轉換職能，轉變作風，為企業搞好服務。為了指導全市的企業順利實現二輪承包，市政府組織有關部門制定《新一輪承包租賃指南》，承包形式更加規范化。到1991年底，全市90%的國有企業進行了第二輪承包。

（二）加強橫向經濟聯合，擴大開放

晉城市委、市政府組建后，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及省委、省政府的實施辦法，鼓勵企業走出去，迎進來，發展橫向經濟聯合。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支持和推動地區與地區、部門與部門、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科研單位實行全方位、多形式合作，從各方面開發更多的名優特新產品，發展出口創匯。1985年，晉城加入國務院確定的晉東南——焦作能源綜合開發區。隨后幾年，又先后參加了中原地區經濟技術協調會、焦柳鐵路沿線9城市政協橫向聯系協作會、晉冀魯豫接壤地區11市橫向聯合會暨經濟技術協作會、華北經濟協作區、隴海蘭新經濟促進會、沿黃河經濟協作帶、山西省6城市市長聯誼會、環渤海地區經濟協作區等8個區域性經濟組織，并開展了一系列經濟技術協作活動。全市有114個重點企業與全國20多個省、市的720多個廠家、科研單位和軍工企業建立了橫向聯合，成立生產型、商貿型等不同類型的聯合體66個，出現了幾個以大中型骨干企業和名優產品為龍頭，跨部門、跨地區、跨行業的企業集團，如以太行印刷機械廠為龍頭的印刷機械集團；實行省計劃單列、列為全省13家大型企業集團之一的梅花絲綢企業集團公司。有些企業還參加了全國性企業集團，如城區汽車配件廠加入了二汽集團，陵川工具廠加入了全國量刃具集團公司。據不完全統計，1985年至1991年，通過橫向聯合，引進交流各種專業人才2642人次，引進技術350項，引進項目530個，共融通資金15527.3萬元。

發展各種橫向聯合，不僅推動了晉城市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與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凝聚出新的生產力，而且極大地提高了晉城市整體的知名度和經濟的外向度。到1991年，晉城先后與山東日照、淄博、江蘇徐州等市結為友好城市，在廣州、無錫、深圳等城市設立了辦事處，同全國除新疆、西藏、青海、臺灣以外的省、市、自治區有了更多的經濟技術往來。并同加拿大、新西蘭、日本、德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合作關系。1990年10月，國務院正式批準晉城市為對外開放城市。

企業與企業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橫向經濟聯合，打破了地區封鎖、條塊分割的傳統經濟格局，推進了晉城的資源開發和技術進步，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地區經濟的繁榮，同時也為后來的企業兼并、聯合和組建集團公司開辟了道路。

（三）改革計劃管理和財政、金融、價格體制

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后，迫切要求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改善市場環境和加強宏觀調控力度。建市以來，晉城市委、市政府把計劃管理的重點主要放在經濟宏觀總量的控制和經濟長期結構的調整上，而總量控制的重點放在總需求控制，長期結構調整的重點放在牽制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上。計劃管理主要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目標，調控經濟總量和重大比例關系，以達到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在計劃體制改革中，主要縮小國家指令性計劃和統一定價的范圍，注意更多的發揮市場調節手段的作用。到1987年，全市由國家計劃直接管理的產品由改革前的800多種減少到72種，統配物資由287種減少到27種。生產建設資金中財政籌集部分所占比重逐年減少，而銀行和企業籌集的比重逐年增加。

計劃體制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實行基本建設基金制。改革前，各縣基本建設長時間實行由國家財政投資，建設單位無償使用的投資管理體制。這種體制有利于集中國家有限的財力、物力、人力，建設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項目。但由于資金的使用是無償的，地區、部門、企業在考慮投資時，基于本身利益爭項目、要資金，沒有資金周轉和利息觀念，不考慮資金現值和原值的差異，這就不利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和投資效益的提高。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1985年建市后，全市基本建設投資正式由財政撥款改為貸款，并且將地方投資與地方財政掛鉤，真正貫徹地方的事情讓地方去辦的原則。這項根本性改革，打破了建設項目多年來吃“大鍋飯”、實報實銷的做法，使決策和責任聯系，強化了投資意識，標志著投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轉變。與此同時，為了穩定全市基本建設資金來源，逐步建立起基本建設基金制，基本建設資金與財政費用分開，實行?？顚Ｓ?，周轉使用。

由于采取了以上改革措施，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國家與地方適當分權，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并存的雙重體制開始形成。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大成果。

在對計劃體制改革的同時，對財政、金融、價格體制也進行了改革。

在財政體制改革方面，1985年山西對晉城市、晉城市對各縣、區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一定三年”的新體制。其主要內容是：預算收入分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大類；預算支出的劃分，基本上與“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相同。實際執行的結果是：省核定全市財政收入留成80%，上解20%。市核定縣區為：城區留33%，上解67%；郊區留93%，上解7%；陽城留65%，上解35%；高平留52%，上解48%；沁水和陵川每年分別定補160萬和190萬。1988年，在此基礎上省對市又作了進一步調整，主要是實行“遞增包干”，將13種小稅劃作市、縣固定收入，將中央借款計入支出基數。據此，省對市、市對縣（區）的留成和上解也作出調整，調整后一定三年不變，地方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這一改革，雖然在企業稅種劃分上還不完全到位，但已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為進一步實行徹底的分稅制奠定了基礎。

金融體制的改革，是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部署，結合晉城的實際情況進行的。1985年，為了有效地加強金融宏觀調控，中國人民銀行晉城市支行在建立并完善了中央銀行制度后，實行“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貸實存，相互融通”的辦法，同各專業銀行劃分了所管資金范圍，在統一的信貸計劃下，實行計劃和資金分開管理。1986年后，各縣區相繼組建農村信用聯社。1987年10月，陽城試點股份制縣級信用聯社，開辦存貸業務。之后，各縣（區）聯社也相繼成立營業部，由單純的管理型向經營型轉變。1987年3月，成立晉城市信托投資公司，同時在城區、高平、陽城等經濟相對發達的縣設立城市信用社。由此，全市初步形成了一個擁有多種信用組織、多種融資方式的金融市場新格局，基本上打破了信貸資金供應上各銀行共吃“大鍋飯”的狀況，加強了金融宏觀調控的力度。

在價格體制改革方面，從1985年起，生產資料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即同一種產品分為計劃內部分和計劃外部分，計劃內部分由國家統一定價和分配，計劃外部分實行市場調價。隨后，價格體制逐步走上調放結合，以放為主，按照國家規定，分階段放開了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使價格體制朝著對生產、流通、消費能發生合理有效調節的方向發展。

通過上述改革，全市宏觀調控管理初步實現了兩大轉變：一是逐步由管錢管物的直接控制轉變為運用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進行間接控制；二是逐步由過去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轉變為依靠多種手段管理，從而能引導企業的行為更加符合社會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要求。

（四）外貿和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

1985年6月，成立晉城市對外貿易公司，主管全市有關對外經濟貿易事務，歸山西省經貿廳垂直管轄，業務由向口岸調拔供貨變為自營出口為主。全市建成煤炭、絲綢兩大省級出口基地，扶植起陽城繅絲廠、陽城糠醛廠、晉城市玻璃廠等3個新的省級出口基地企業，開發研制了工業硅、黃血鹽納、糠醇、乙炔黑、絹絲及真絲服裝等一大批新出口產品。1988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和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規定》后，山西省政府將外貿公司下放至地市人民政府管理。晉城市政府按照“政企分開，權力下放；自負盈虧，自主經營；放開經營，工貿結合；加強行業管理，聯合對外”的原則，開始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增強了外貿企業自我發展的能力。1988年，全市商品出口收購總值達到6048萬元，比1984年增長132.2%，出口創匯2747萬美元，比建市初增長了1.5倍，其中：出口絲類242噸、絲綢服裝4萬余件、煤炭35萬噸，分別占全省出口總量的80%、90%和8%。出口商品結構也進一步趨于合理，工業加工產品比例有了較大幅度上升。同時全市進口、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外經工作也出現了新局面。

但是，在對外經濟貿易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新問題。長期以來，由于受統負盈虧、吃“大鍋飯”的外貿體制影響，對外經濟貿易工作被看成是解決進口支付和調劑余缺的手段，并沒有確立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全球化大生產發展戰略。全市對外經濟貿易業務關系中的進口、出口、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外經等工作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和相互促進的機制，沒有形成以出口創匯為中心的整體優勢；宏觀指導和協調不力，統一規劃不足，工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工貿結合不緊，許多外貿出口業務仍以收購為主，生產企業不能直接接觸和面對國際市場，影響了它們的經營積極性和創新積極性；生產企業的出口創匯意識、國際市場競爭意識不強，存在生產成本高，品種款式少，質量不穩定，交貨不及時等問題。自負盈虧的改革措施出臺后，舊習慣不適應新機制，從1989年起外貿系統開始大面積虧損。這種局面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才得到改善。

根據國務院關于糧食購銷要“保住一塊，放開一塊”的精神，以及山西省政府頒發的糧油購銷調節財務包干方案，從1988年起，晉城市對糧油購銷體制進行了初步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實行糧食購銷調節財務包干，調減糧食合同定購任務，壓縮平價糧銷售范圍，擴大議購議銷，對以糧食為原料的相關商品價格進行相應調整，并給職工以適當補貼。改革后的糧食合同定購任務一包三年不變，城鎮糧食銷售只保證居民基本口糧供應及少數熟食業，其余工商業用糧全部改為議價供應和市場調節，這就改變了統得過死的糧食產銷格局，有效的調動了廣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1989年，全市工商行業平價糧銷售1861萬公斤，較改革前的1987年減少了40.1%，而全市農民通過賣議價糧卻增加收入近800萬元。

（五）建立和發展各級各類市場

為了加快流通體制改革的步伐，晉城市逐步開辟和擴大了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集貿市場、勞務市場、技術市場等各級各類市場，逐漸形成社會主義的開放、活躍的市場體系。

擴大和繁榮消費品市場。晉城市委、市政府認真貫徹國家、集體、個人一齊辦商業的方針，大力發展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商業，發揮他們在城鄉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與此同時，放寬了對工業品自銷的限制，恢復集貿市場，積極扶持集體和個體商業、飲食業、服務業的發展，改變了過去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商業獨占市場、流通渠道單一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多種經濟成份、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形式的少環節、開放式的流通體制，流通規模迅速擴大。新的商業行業，新的流通組織形式，新的商業、飲食服務網點和城鄉集市，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到1991年，全市商業、飲食服務網點達17448個，是改革之初1978年的4.8倍，比1984年增加21.9%；從業人員由1984年的3.9萬人增加到1991年的4.6萬人；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到10.4億元，比1984年增加1.3倍，其中消費品零售額8.6億元，比1984年凈增4.9億元。特別是農村商品流通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形成了以城市為中心，遍及全市城鄉的商品流通網絡，呈現出城鄉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勢頭。

建立與發展生產資料市場。1985年，晉城全部放開了生產企業計劃外的自銷產品價格。1987年，貫徹執行國務院《關于深化物資體制改革的方案》，再次壓縮了物資分配的范圍、品種和數量，大大促進了生產資料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同年7月8日至9日，舉辦了建市以來首次生產資料市場交易會，來自全國6省市的180多個單位參加了業務洽談，總成交額644余萬元，同時發布需求信息1100多條。1985年至1991年，全市先后建立起數十個綜合性及鋼材、糧食、化工、廢金屬、舊機動車等專業性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購進總額達3.4億元，銷售總額達3.6億元。這些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突破了過去封閉式、少渠道、多環節的物資流通體制，改變了物資部門獨家經營的格局，為促進全市物資流通、搞活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

恢復與發展集貿市場。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取消后，境內各縣（區）很快建立起農副產品批發市場，較大的集鎮和鄉村相繼恢復和發展了傳統的廟會以及物資交流會，集市貿易大踏步發展。隨著蔬菜、果品價格的放開，又相繼建立了一批大小不等的蔬菜果品批發交易市場。集貿市場的恢復進一步搞活了城鄉物資流通，提高了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

建立勞務市場和技術市場。隨著城鄉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城鄉之間和城市之間勞動力流動越來越頻繁。為統籌平衡勞動需求，切實解決招工難和就業難的矛盾，促進技術職工交流和農村勞動力轉移，1987年12月，晉城市成立首家勞務市場。勞務市場的宗旨是：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為社會服務，為企業服務，為勞動者服務，發現人才，傳遞信息，調劑余缺，促進交流，以多種形式和方法為技術工人和城鄉勞動力合理流動牽線搭橋，疏通渠道。開業的當天就有近200人登記。到1991年，全市共建立勞務市場11個，介紹待業人員就業和培訓職工均超過1萬人，改變了過去傳統的用人模式和社會勞動力流動不暢的狀況。

在建立勞務市場的同時，開始著手建立技術市場。1985年，成立晉城市科技交流中心和技術市場開發部。同年7月，隨著省科技體制改革總體實施方案的頒發，為技術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政策依據。特別是科技拔款制度改革以后，直接促進科研單位進入技術市場。僅1985年，全市就舉辦大型綜合性的技術交易活動4次，簽訂各種技術協議、技術合同和意向書130多項，總成交額達1015萬元。并有18個單位、34個項目參加了省技術交易會，7種產品參加了全國技術成果交易會。1986年，晉城市委成立科技領導小組，制定了推動技術市場發展的具體政策、實施辦法和協調管理意見，到1991年，全市共建立技術交易機構8個。同時，還涌現出數十個各種形式的科研生產聯合體，以及上百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民辦性技術體?？茖W技術是生產力并轉向商品化，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認識和實踐。

（六）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

建市以后，晉城在貫徹省委、省政府“35條”及補充規定“13條”過程中，進一步放寬發展個體經濟的政策，從經營場地、資金來源、原材料供給、產品銷售以及稅收、信貸、人才等方面給予積極扶持，使個體經濟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長。到1988年底，全市個體經濟達到24203戶，包括手工業、商業、運輸、建筑、服務業等許多行業，在全市工業總產值中，集體所有制經濟由1985年的37.28%上升到1988年的52.6%，個體經濟由0.85%上升到11.9%，初步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在寬松的發展環境中，一些個體經營者資本不斷增加，經營規模不斷擴大，逐步發展成為私營企業。為了促進個私經濟的發展，1991年8月15日至16日，市委、市政府召開個體、私營經濟工作會議，專門研究集貿市場和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問題，并出臺《關于鼓動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若干規定》，強調：一是各地各級要對以往自行制定的不利于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文件、辦法、規定，進行認真的清理，該廢止的廢止；二是要求有目的地扶持發展一批個體、私營企業，下力氣搞好示范戶；三是各級政府、經濟管理、監督、服務部門，切實改變作風，圍繞集貿市場和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這兩個重點，各負其責，互相配合，真抓實干，力爭在短時間內，使全市個體、私營經濟和集貿市場發展到一個新水平。

四、深化科技、教育體制改革

（一）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提出了科技體制改革的總原則和措施。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省委、省政府的《實施方案》，晉城市委、市政府也相應制定了科技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方案總目標是突出解決科技工作與經濟建設相脫節的問題，以深化科研機構改革、加快技術市場發育和增強企業技術開發能力3個關鍵環節為重點，力圖解決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充分調動科研單位和科技人員積極性等問題。

　　1986年7月3日至6日，晉城市首屆科學大會召開。來自全市各條戰線的380多名科技管理工作者、中級以上科技人員、農村能工巧匠、企業代表，以及50多位省內外專家、教授、工程技術人員、有關部門領導參加了大會。會議傳達貫徹了全國和全省科技工作會議精神，研究了進一步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措施和意見，表彰了一批在科技工作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著重就晉城市科學技術“七五”規劃和“星火計劃”，以及科技發展的戰略方針、目標和措施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會議期間，特邀的一些省內外專家、學者還作了關于“領導與管理”、“國內外科技動態”、“如何利用外資發展科技”等學術報告。

這次科學大會后，晉城市加快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步伐。1989年，市委、市政府提出關于“科技興市”的實施方案。方案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改革科技拔款制度。即科技投資由國家無償拔款的單一模式改為按科研項目、科研單位的不同類型和性質分為拔款、貸款和有償使用三種形式。將有償使用的三項費用委托建設銀行代放代收，對市、縣組織實施的“星火計劃”投資全部簽訂了分期償還合同，并制定了具體獎懲辦法。在科研機構內部實行科研項目經費包干責任制和技術推廣合同制。拔款制度的改革，增強了科研單位自我開發、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活力，調動了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激發了科研機構面向生產、面向經濟建設的主動性。如市冶金研究所僅用幾個月時間就攻下了省攻關項目——鐵礦粉燒法工藝研究，并在全市22個鄉鎮鐵廠進行推廣，半年節資16萬元，增加收入250多萬元。到1991年，全市11個市直科研單位都承擔了研究課題。

第二，改革科研機構，建立各種形式的科研生產聯合體。到1991年，全市有28個科研單位陸續掛靠或加入大中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建立起24個科研生產聯合體。還有600多個中小企業和鄉鎮企業與全國16個省、市的50多個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建立了多種形式聯合體，簽訂各種技術承包合同、技術服務項目2400多個，引進人才2200人，引進項目300多個。絕大部分項目實現了由科研單位、大專院校、技術先進企業作技術保障和后盾，大大加快了科技變為生產力的速度，為全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第三，改革科技成果推廣體系，通過技術市場加速技術成果商品化。1985年10月，高平縣在全市率先舉辦首屆科技成果交易會，來自全國430多項科技新成果作為商品參加了交易，同時有70條技術難題和人才引進項目在大會上招標。省委副書記王建功和副省長郭裕懷觀看了展出的科技交流項目和部分產品后，稱贊科技交易會辦得好。此后，全市又多次舉辦了各種形式的科技成果交易會、趕集式技術推廣、科技信息發布會，積極推行技術有償轉讓和有償服務，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商品化程度和推廣利用率。到1990年，僅高平、陵川兩縣就有87個單位的2300多個項目參加了交易，總成交額達1014萬元。全市還有20個單位的40多項科研成果參加了全國首屆科技成果交易會，有24個單位的100多項成果參加了全省人才、技術市場交流會。

第四，改革科技人才交流渠道，放活科研機構，放活科技人員。鼓勵科技人員到企業和農村開展技術服務，停薪留職，辭職經商或承包企業。截止1990年，全市已有3754名科技人員以多種形式走向經濟建設第一線，占全市科技人員總數的19%，其中停薪留職25人，開辦經濟實體的51人，承包鄉鎮企業的14人。特別是高平，全縣有4171名科技人員投入商品經濟主戰場，占全縣科技人員總數的67%。隨著人才的流動和多種經營形式的發展，民辦科研機構迅速興起。到1991年底，全市共創辦各級各類民辦科研機構362個，擁有農民會員15000多人，在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科學實驗和科普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五，改革科技管理體制。市委、市政府成立科技領導小組，各縣（區）配備了科技副縣（區）長，90%的鄉鎮配備了科技副鄉鎮長，2096個村配備了科技副村委主任，多數企業配備了科技副廠長（副經理），初步形成了以市為指導、縣為中樞、鄉為骨干、村為基礎的科技推廣服務體系。在科技管理上，加強科研部門與生產部門的聯系，注重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在技術上，重視與省內外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的聯系，廣辟技術資源。在資金上，加強了與財政銀行部門的聯系，保障科技活動的資金需求。

科技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增強了科技事業的活力，壯大了科技工作者隊伍，調動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催化了科技成果的誕生，到1991年，全市取得各級各類技術職稱的科技人員達15000余人，比1984年增長近一倍。共有1042項科技成果獲得市級以上科技成果獎。其中，獲國家科技成果獎3項、省科技成果獎44項?？萍纪顿Y明顯增長。1985年至1991年，全市共安排市級以上科技及“星火”項目103項，總投資684萬元，實施科技攻關項目201項，科技投資284萬元。

（二）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

1985年5月，黨中央作出《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同年11月，山西省委、省政府頒發《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晉城市教育體制改革由此深入進行。

1986年4月26日至29日，市委、市政府召開教育工作會議，部署全市教育體制改革。討論通過了市委、市政府《關于貫徹〈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實施方案》，以及《晉城市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實施方案》、《晉城市加強中小學師資隊伍建設的意見》、《晉城市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等三個附件。這些文件明確規定：“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即市辦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和省重點中學，縣辦高中、職業技術教育，鄉辦初中，村辦小學。市、縣（區）主要負責監督貫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及法規，制定本地教育發展規劃和管理制度，調整學校布局，任命校長，評估教育、教學質量。鄉鎮主要負責征收教育費附加、多方籌措辦學經費，解決好中、小學校舍、設備問題。撤銷鄉鎮聯合校長制，設立教育辦公室，在縣教育行政部門領導下，對本鄉鎮教育實施管理。實行“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各地可依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來考慮教育發展。這些教育改革措施的實施有效地調動了各級政府和群眾辦學熱情，增強了地方各級政府發展教育事業的責任感、緊迫感，有力地推動了義務教育的普及。1987年，全市12—15周歲的少年入學率為98.9%，有99所鄉鎮初中和282所中心小學實現了教學儀器、圖書資料、體育設施“三配套”，分別占初中和小學總數的85.2%和50%。11月16日至18日，山西省實施義務教育改善辦學條件現場會在晉城召開。省教委向晉城市政府贈送了“興學有方”的金字大匾，并要求全省學習推廣晉城的經驗。1988年7月，晉城市政府發出《關于建設標準化小學和開展初等教育達標鄉活動的意見》，要求各級政府把普及義務教育放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以繼續提高小學師資水平、教學質量和辦學條件為重點，扎扎實實地開展建設“標準化小學”和“普及初等教育達標鄉”活動，用3年時間鞏固和提高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同時，還下達《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這一年，有14個鄉鎮基本達到“初等教育達標鄉鎮”。1989年，根據各縣（區）實際，調整了實施規劃，注意抓入學率、鞏固率、普及率及畢業率。到1991年，超過50%的鄉鎮普及了義務教育。

調整普通中學布局，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建市以后，晉城按照每10萬人口一所高中，7000至1萬人口一所初中的布點規劃標準，對“文化大革命”中畸形發展起來的普通中學進行調整，取消了九年制學校。到1991年，全市中學布點由建市前的1420所調整為281所，其中，高中6所，完全中學24所，初中226所，農業職業中學25所，使普通中學布局更加合理。與此同時，職業教育也開始步入新的發展軌道，按照職業技術教育要為社會和經濟建設服務的方針，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專業設置要密切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城市堅持為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服務，為發展第三產業服務；在農村堅持為發展商品生產、調整產業結構服務，重點為鄉鎮企業培養各級各類的專業人才。按照這一要求，全市逐步形成職業技術教育的新格局，即縣（區）辦骨干職業技術學校，大鄉鎮辦職業初中，小鄉鎮辦職業班，大型廠礦辦職業中學、職業技術教育。到1991年，全市職業中學發展到25所，專業設置達29個，包括煤炭、冶金、蠶桑、果林、化工等。6所縣（區）辦職業中學有5所經省教委驗收合格。其中，陽城、沁水縣的職業中學被定為山西省首批重點職業中學，成為當地職業教育的骨干和技術推廣中堅。

在教育體制改革中，加強成人教育也是一項重要內容。成人教育是在基本完成掃盲任務后，主要以實用技術傳授為重點的綜合性、多功能教育。通過把成人學歷教育與崗位培訓相結合，全市形成了包括農民教育、職工教育、干部教育、特殊教育在內的成人教育網絡。1991年，全市具有中等以上成人專業學校9所，成人中學63所，鄉鎮農民技術學校93所。81%的村都辦起了農民技術學校，參加的學員達到30余萬人，約占農村總人口的17.9%。

在學校內部改革方面，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教師聘任制、經費包干制和結構獎金制，建立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極大地增強了學校內部的活力。1987年后，教育系統又推行了目標化管理，使學校管理開始走上了制度化、標準化的軌道。1991年，全市共有1255所小學實現了標準化，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5%，鞏固率98.9%，畢業率97.6%，普及率99.7%，符合國家普及小學教育的標準。為適應晉城經濟發展需要，教育系統還改革了傳統的教學習慣，在全日制初中學校實行“三加一”新模式，即初三的畢業生，如不能升學，就集中培訓一段時間，讓他們學會1至2門實用技術，有一技之長。在普通中小學普遍開設了勞動技能課，通過創辦校辦企業形成第二課堂，讓學生更多地參加社會實踐。此外，還加強了德育教育。1991年，全市有5所小學被省驗收為合格示范小學。其中市實驗小學因開展電化教學、郊區周村小學因創辦第二課堂出色，分別被譽為全省有特色的優秀小學。

教育體制改革另一項重大成果是改革辦學資金的籌集方式。廣泛發動群眾集資辦學，用所集資金改建、擴建校舍。1987年全省改善辦學條件現場會在晉城召開，晉城群眾集資辦學從此出現了村村有行動，鄉鄉有工程，鎮鎮爭上游的良好勢頭。到1990年，全市絕大部分小學實現了“一無二有”，初中和中心小學實現了“三配套”，群眾集資百萬元以上建成的學校達20多所，集資辦學總金額突破1億元。

五、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教育和科技體制改革的同時，晉城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適時地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1987年10月前，主要是改革了政府管理經濟的體制，實行簡政放權，下放權力，改革企業干部的選拔、任用、考核辦法；以“四化”為標準，逐步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適當下放干部管理權限，增強干部選拔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加強對干部的民主監督。這些初步改革，是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基礎。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全黨的工作日程。晉城市委、市政府在貫徹落實黨的十三大精神過程中，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領導組，組織力量，深入調查研究，積極穩妥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1991年前，主要在以下方面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

（一）進行縣級綜合改革試點

　　1988年，陽城縣被確定為全省5個縣級綜合改革試點之一?？h級綜合改革是改革鏈條中的重要一環，抓住這一環，不僅能促進城市和農村經濟的改革，而且也能給各個領域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提供重要借鑒，創造一定的條件和環境。晉城市委、市政府以及陽城縣委、縣政府對此極為重視，認真制定了《陽城縣縣級綜合體制改革方案》，經過幾年實踐，取得了明顯進展。農村在鞏固和提高家庭經營的基礎上，實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采取“多主聯合，社會集資，舉辦實體，承包經營”的形式，形成集體經濟和家庭經濟協調發展的農村經濟新格局?？h屬工商企業通過簡政放權、入股承包、城鄉聯營，增強了活力，提高了經濟效益。各種形式的橫向聯合深入發展，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事業的體制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事業單位走實體化道路，開始逐步向企業過渡。黨政機關本著精減機構、提高效率的精神，進行了干部流向經濟實體的探索。機構改革后，縣委工作機構由原來的15個減為5個，將原由縣委管理的文化、教育、衛生、廣電、體育、計劃生育等項工作，劃歸政府管理，并相應理順黨組織的隸屬關系。撤銷工交、財貿、計劃、農工等5個黨組，原縣直黨委下設的13個總支，分別歸屬3個層次管理。同時，明確劃分了縣委與縣政府的職能，理清縣委與地方政權組織和群團組織的關系。對企事業單位黨組織的歸屬問題也進行了探索與試驗。綜合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1991年，陽城縣工農業總產值達到8.8億元，比1985年增長46.6%，僅次于晉城市郊區，列全市第二。財政收入完成4022萬元，比1985年翻了一番，躍居各縣區之首。陽城縣縣級綜合改革的一系列措施，為全市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二）加快黨政分開的步伐

　　根據黨的十三大精神和陽城試點經驗，晉城市加快了黨政分開的步伐。明確劃分了市委和市政府工作的職能、范圍和方式，調整了機構設置。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市委不再設不在政府任職而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常委；撤銷市委與市政府交叉對口的部門，即撤銷農村政治工作部，其管理職能劃歸政府農委。原屬市委宣傳部管理的文化局、教育局、衛生局、廣電局、文物、新聞、體委等部門編入政府系列，歸口政府管理。撤銷市委保密委，成立國家保密局，屬政府行列；撤銷了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強化了各職能部門黨的基層組織；撤銷市紀委派駐市直部門的紀檢組，成立各級監察局，作為政府的監督機構；逐步理順市委同司法機關的關系；調整市委同市人大常委會的關系，落實了憲法賦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能。在工商企業中，以法律形式進一步規范了廠長（經理）在企業中的中心地位和企業黨組織的監督保證作用。同時，有計劃地加強決策、調節、司法、監督、審計、信息等部門，合并裁減專業經濟管理部門。通過改革，黨政機構和人員減少三分之一。應當指出，由于這次機構改革沒有明確以轉變職能、提高工作效率為根本，因而收效不理想。尤其是撤銷了一大批黨組，使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因而1988年下半年市委又決定恢復了黨組。

（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首先改革企業干部任用辦法，試行聘用制、招標制和選舉制。如面向社會擇優選拔廠長（經理），并由企業主管部門和企業職工共同確定廠長（經理）的任期目標。僅1987年，全市二輕以上企業就有128位廠長（經理）通過招標競聘上任。

1985年，市委決定對縣處級領導干部實行民主評議、實績考察、能上能下的制度，規定對今后新提拔的干部要實行試用制，試用期滿，經考察合格的才正式下達任命通知。1987年，全市又開展了“廣開知人渠道，實行公開薦才”的民主薦才活動，使一大批符合“四化”標準的年輕干部走上了領導崗位。通過上述改革，干部人事工作的公開性、透明性有所提高，群眾參與干部考核和選拔的程度有所增強。

1988年6月，晉城市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又邁出了重要一步，市直單位全面鋪開民主考評干部工作。這次考評重點抓了三個環節：第一，切實加強領導，由市委組織部門牽頭，單位領導具體組織實施，考評組發揮監督、協調、幫助作用。第二，受評人員必須端正態度，正確認識和對待考評，實事求是作好述職報告，虛心聽取和接受群眾評議。第三，參評人員出以公心，客觀公正評議干部的功過是非，正確行使民主權利。通過民主評議、民意測驗、民主推薦，做到考評同經濟工作和其它各項工作相結合，同轉變作風、提高工作效率相結合。同年底，又將民主評議干部引伸到民主評議縣處級班子和干部中，當年有2696名群眾參加了對96個縣處級班子、369名縣處級干部進行民主考評?？荚u結果，好的和較好的班子占86.5%，差的班子占13.5%。11月20日，市委召開常委會議，對民主評議干部和縣處級班子進行了總結，對在民主評議中差的領導干部和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或發出黃牌警告，在提拔的48名縣處級干部中，有36名是這次群眾民主推薦的優秀干部，占75%。此后，干部交流、人才交流有了進一步開展，如允許干部留職停薪，自謀職業，鼓勵干部在自愿的基礎上到基層、農村任職等等。這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為形成科學的人才選拔機制積累了經驗，也為實行國家公務員制度作了準備。

（四）推進社會生活民主化進程

1985年9月，晉城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市人大及其常委會認真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審議批準市政府及各職能部門的工作報告，討論和決定全市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重大問題，這標志著晉城的民主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87年開始，縣、鄉（鎮）各級人民政府在普遍實行干部差額選舉制的同時，又在社會各個層次、各個方面普遍推行了協商對話制。使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在全市一些重大問題上更多地公開參與了政治協商，各級工、青、婦群眾組織的自身建設進一步得到加強，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和國家權力機關監督多層次的監督機制逐漸形成，基層民主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會生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對增強經濟活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維護社會穩定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五）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建市初期，全市開展了“把法律交給全市人民百題知識競賽”活動。1986年5月，市委成立由副書記任清海任組長的普法領導組，層層召開普及法律常識動員大會，要求全體干部爭做學法、懂法、守法的模范。同時，在市委黨校開辦普法輪訓班，科級以上干部全部參加了普法培訓和考試。1987年4月，晉城市一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關于依法治市的決議》，進一步加強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此后，對近500名縣處級領導干部和2萬多名各級黨政干部，以及占全市80%以上的農民、工人和學生大規模地開展了普法教育，在普遍學習“九法一例”的基礎上，加強各種專業法律知識的學習。通過學習宣傳，逐步改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及以黨紀、政紀代替法律的狀況。與此同時，完善了法律服務網絡，市縣兩級均建立了司法局、律師事務所，壯大了專職、兼職律師、公證員和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隊伍，積極為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提供咨詢服務，廣泛參與經濟交往簽約和行政司法訴訟活動，使市、縣、鄉各級政府的行政、監督管理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后，根據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和深化改革的精神，市委、市政府把制度化、公開化作為一項重要措施，要求公安、工商、稅務、環保、物價、審計、司法、監察、規劃、城建、土地等部門，公開辦事程序和辦事結果，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并在政府經濟、行政監督部門和國家司法檢察部門設立“舉報中心”。所有這些措施，對于保證黨政機關廉潔奉公，抵制腐敗侵蝕，加強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系，促進法制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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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