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延安的軍民大生產運動

上世紀40年代，延安開啟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圖片來自網絡）

　　抗戰期間延安大生產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這項運動，主要開展農業生產，兼辦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普遍參加生產運動，逐步達到糧食、經費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同時，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組織勞動互助，發展人民經濟，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給。

　　為什么要開展大生產運動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紅軍改編命令，將西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標志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谷彰褡褰y一戰線建立后，南京國民政府不僅承認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軍的軍餉由國民政府供給。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后，日本開始改變其侵華政策，逐步將主要的侵華軍事力量轉向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谷諔馉庍M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幾次會戰損失巨大，雖然遲滯了日軍的大進攻態勢，徹底打亂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軍事部署，但是也導致社會普遍存在著對抗日前景悲觀失望的情緒，國民黨積極抗日的政策至此也開始出現動搖，在日本軍國主義誘降分化政策的影響下，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會后頒布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反共文件。為配合其反共政策，國民黨不斷向陜甘寧邊區周圍增加兵力，加強軍事封鎖。

　　1939年11月，國民黨又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行把“政治限共為主”改變為“軍事限共為主”的政策，并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不斷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在陜甘寧邊區周圍制造了大小幾十次軍事摩擦事件。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使邊區的面積由129608平方公里減少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萬減少為約150萬。

　　1940年，蔣介石調集以嫡系胡宗南部為主的大批部隊（最多時總兵力達50萬人），分駐在邊區周圍各縣，形成北起府谷、橫山，西至寧夏、甘肅，南接涇水，東到黃河的五道包圍封鎖線（北邊二道，南邊三道）。在這幾道封鎖線中，靠近邊區周圍的封鎖線特別嚴密，不僅含野戰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離，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規軍把守。北邊第一道封鎖線上的碉堡4500多個，南邊第一道封鎖線上的碉堡6300多個。僅洛川至黃陵間80華里的地段，就有518個碉堡。此外，還在邊區周圍增修了20多個飛機場。為了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國民黨政府在進出邊區的大小路口，設立哨卡，嚴密監控，切斷了邊區同外界的一切聯系，并采取各種辦法干擾和破壞邊區的財政經濟。他們不準邊區的農副產品向外輸出；又以法令禁止國統區的物資，特別是棉花、布匹、糧食、藥品、火柴、電訊器材等物資進入邊區，違者以“走私”論罪，物資沒收，貨主法辦。他們還在邊區附近組織邊幣與法幣兌換的黑市，利用兌換差價影響邊區的物價，引誘走私，擾亂金融市場，破壞邊區財政。國民黨的軍事封鎖、經濟封鎖，對陜甘寧邊區的經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最猖狂的年代，也是抗日根據地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使中國成為其進行的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企圖盡快結束對華戰爭，以全力應付太平洋的作戰。因此，集中了侵華日軍70%的兵力和全部偽軍，對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大規模的連續“掃蕩”，實行野蠻殘酷的“三光”政策，妄圖徹底毀滅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停止了對八路軍、新四軍本來就很少的械彈糧餉供給，甚至連外國紅十字會捐贈給邊區的物資，也加以扣留。妄想用各種辦法困死、餓死邊區軍民。就在如此嚴峻環境下，黨中央在延安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軍民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使抗日根據地豐衣足食

　　當時，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加之華北地區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抗日根據地在物質和財政經濟上遇到了極大困難。根據地軍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飯吃。面對這樣嚴重的局面，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曾經尖銳地提出，在困難面前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毛澤東以極其生動通俗的道理來說明困難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于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黨中央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作為度過困難，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后勝利的重要環節。毛澤東先后發表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碧岢鲆赞r業生產為主，發展其他生產事業，“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和組織勞動互助等一系列方針政策，為生產運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這些著作，總結了黨領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經驗，是當時黨領導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

　　1940年，朱德根據黨中央“生產自給”的指示，在延安提出“屯田政策”。大力提倡邊區軍隊開展工業、農業、運輸業各方面的生產，以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密切軍民關系，幫助邊區建設。他還親自踏勘南泥灣，組織屯墾工作。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在旅長王震率領下，和其他兄弟部隊一道披荊斬棘，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江南”。全旅指戰員在南泥灣共開荒種了35萬多畝土地。1942年，糧食能自給一部分，蔬菜、肉、油以及鞋襪全部自給。1942年，做到糧食全部自給。1944年，全旅實現了全部經費、物質自給，不僅糧食可以積余一年，做到“耕二余一”，而且開始向邊區政府上繳公糧。三五九旅屯墾南泥灣成為生產運動的榜樣，部隊文藝工作者譜寫歌曲《南泥灣》進行傳唱。

　　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下，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根據地的生產運動首先是從陜甘寧邊區開展起來的。1938年，邊區留守部隊開始了以改善生活為目標的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在1939年動員了黨政、群眾團體、學校以及工人、農民、男女老少參加了生產運動。從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到工勤人員都參加了生產勞動。到1941年，陜甘寧邊區的生產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許多軍隊和機關進一步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農民群眾更廣泛地組織起來發展農業生產。從1940年到1942年，邊區開荒140萬畝。畜牧業和手工業有了極大發展。煉鐵煉油、紡織等工業也有了極大的發展。到1942年，僅公營工廠就有62個，年產土布10萬匹。邊區機關、部隊、學校的生產運動，不僅達到了基本自給，而且發展了公營經濟。陜甘寧邊區熱火朝天的生產運動改變了過去缺衣少食的面貌，呈現出一派豐衣足食的興旺景象。

　　大生產運動使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

　　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在“戰斗和生產結合”“勞力與武力結合”的口號下，在嚴峻的作戰環境中，一手拿槍，一手拿鋤，積極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到1943年，僅晉綏、北岳、膠東、太行、太岳、皖中六個區，就擴大耕地面積600萬畝以上。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部隊于1943年冬掀起了空前的開荒熱潮，部隊每人種地三畝，做到了每年可以自給一個季度的糧食。其他地區的部隊和機關，也做到自給全年的蔬菜和一兩個月的糧食。膠東區生產的布匹，不僅能自給，還能出口一部分。游擊區的軍民創造了許多既能生產又便于對敵斗爭的勞武結合的組織形式，在武裝保衛下，搶種搶收，一面打擊敵人，一面進行生產。

　　在生產運動中，根據地的農民群眾紛紛組織起來，在個體經濟的基礎上，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成立了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1942年，陜甘寧邊區有80%的農民勞動力參加了常年固定的勞動互助合作組織和臨時的勞動互助組織。敵后抗日根據地也普遍建立了勞動互助組織。1944年，太行區組織了兩萬個互助組，參加人數達20萬人。這種集體勞動組織，除農業生產的互助合作組織以外，還有手工業合作社，運輸業合作社等。部隊、機關、學校也組織了集體勞動的合作社。到1944年，陜甘寧邊區組織起來的勞動力就占全邊區勞動力的45%。晉綏、太岳、北岳、鹽阜四個區，組織起來的人數就有33萬多。通過勞動力互助合作的形式，根據地軍民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促進了邊區生產發展。

　　在大生產運動中，先進集體、英雄模范人物不斷涌現，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給予了高度重視。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都先后召開了多次生產模范、勞動英雄大會，并舉辦了各種生產成績的展覽會，展示表彰先進，交流經驗，推動了生產勞動的蓬勃發展，各邊區政府還撥了?？?，建立了培養科技人才的各種生產技術研究機關，對發展邊區經濟、建設邊區，鞏固邊區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日根據地軍民團結一致，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不但戰勝了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造成的物質困難，而且使根據地軍民的生活達到了衣食無憂或豐衣足食；黨政軍民各方面增進了團結，關系更加密切，部隊的戰斗力大為提高；人民的斗爭信心更為增強，根據地更加鞏固，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由于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和各項具體政策，取得了偉大成就。農業生產和工商業都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也取得顯著成績。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經過幾年奮戰，使荒蕪的南泥灣從根本上改變面貌，因而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許多部隊實現了糧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給或部分自給。由于軍隊努力生產，增加收入，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1941年陜甘寧邊區農民交的公糧，占總收獲量的13.58%，1942年降為11.14%。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為渡過嚴重困難，鞏固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支持敵后長期戰爭，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發揚了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工作干部。正如毛澤東主席后來所指出的：“大生產運動在保證物質生活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適時地抓住這個環節，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革命鏈條，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前進?！?/span>（作者系重慶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晉城市中共黨史學會會員）

（責任編輯：崔利民）